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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个“蝴蝶效应”——诉苦运动】 - 知乎

【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个“蝴蝶效应”——诉苦运动】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个“蝴蝶效应”——诉苦运动】leigei拨开巫山云与雨，始知三峡总是路…这个故事，源于东门三纵解放战士房天静，经9连指导员赵绪珍加持，产生了一个“蝴蝶效应”——诉苦运动。讲出了自己的故事，说到伤心处，房天静跺着脚大哭：“都是父母生养的，为什么穷人这样苦！”房天静（左）自从这次诉苦大会之后，房天静似乎变了一个人，战斗时总是冲锋在前，这才有了1人俘虏1个班的传奇故事。房天静立功之后，3纵宣传队根据他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名为《复仇立功》的歌剧，在纵队各处巡演。演出的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许多战士一边咬牙切齿、一边泪水涟涟，甚至有些战士看着看着，就站起来高喊：“房天静的苦就是我们的苦！”“冤有主、债有根，血债要用血还清！”...发源于3纵的诉苦运动，很快上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见下图）又亲笔撰写了报告，发到了毛主席的手中。谭政大将在这份报告中，谭政大将谭政大将意味深长地写到：“哀兵必胜！”——这个千古不易的道理，将成为打开解放战争局面的钥匙。读完谭政大将的报告，毛主席极为高兴——1947年9月28日，经过毛主席亲自签阅修改之后，这份报告被转发全军，要求参照施行。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诉苦运动”，轰轰烈烈地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展开了。更多的解放战士，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列中来。毛主席在1948年3月7日所说的话：“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发布于 2021-06-23 18:51蝴蝶效应社会运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赞同 21​​2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诉苦运动_百度百科

_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诉苦运动播报讨论上传视频解放战争时期提高干部战士阶级觉悟的教育活动本词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参与编辑并审核 。诉苦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阶级教育的一种形式，解放战争时期曾广泛运用。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诉苦运动提高了全体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英勇奋战的觉悟，坚定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强团结、英勇杀敌的决心。中文名诉苦运动性    质提高干部战士阶级觉悟的教育活动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在人民解放军中广泛使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了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各部队发动受过日寇奴役、地主恶霸压迫的新战士及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用生动的、群众熟知的事实，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进行申诉，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教育广大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战。当时，东北部队叫坦白与诉苦运动，华北部队叫回忆运动，华东部队叫诉苦复仇运动。党中央及时总结了各部队诉苦运动的经验，并将其发展为新式整军运动。诉苦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内部团结，使部队官兵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了开展阶级教育活动，全国各地也兴起过类似于诉苦运动的忆苦思甜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从“诉苦大会”中探寻组织成员战斗力_国民党_抗日战争_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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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诉苦大会”中探寻组织成员战斗力

2022-07-25 22:35

来源:

夏叔侦察记

发布于：上海市

原标题：从“诉苦大会”中探寻组织成员战斗力

01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试图用6个月的时间一举消灭共产党。他认为，他有这个绝对实力，无论是在兵力、武器、交通、地域范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实力实在是相差甚远。

兵力对比：抗战胜利的时候，国民党拥有正规军200万人，加上其他军事力量共计430万人。解放军只有61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人员，共计127万人。双方的兵力之比是3.4:1，

武力对比：国民党军队得到美国大量军事援助，约有四分之一成为美械或半美械部队，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多万人的武器，拥有共产党所没有的坦克、重炮、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等。国民党还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

但如果把一场战争仅仅看成是表面硬实力的比拼，那就把战争想得太简单了。今天我们就通过解放战争过程中的一隅，来体会和感受共产党战略的厉害之处。

02

假设总盘子是1000人，一方300人，另一方700人，歼灭对手一人，实际战斗力就减少一人。但我们会发现，这笔账并不是这么算的。共产党所说的歼灭并不是说致对手于死地，更包含了俘虏、接受投诚、改编。

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发现，共产党的士兵越打越多，国民党的士兵却越打越少。除了在战场上死亡的士兵，但凡是俘虏的士兵共产党基本都会尽可能地吸收，再通过进一步的思想教育，使原本的敌人变成了为共产党浴血奋斗的战士。

所以，这笔账有时是这么算的，歼灭对手一人，国民党实际战斗力等同于减少了两人。

按理说，俘虏的忠诚度会大打折扣，因为毕竟曾经是长期为敌军作战，所以即便是投诚或俘虏的士兵，思想和行动也得留一手，生怕哪天他再次反叛。但我们看资料就会发现，经过共产党整训的国民党士兵忠诚度非常高，战斗力非常强，精神状态非常饱满。

为什么会这样？

展开全文

事实上，共产党用了一招特别直接、特别有效的方法——诉苦大会。所谓“诉苦大会”就是让战士们回忆自己遭受的苦难，并当众把苦难说出来。这招看似简单，但如果深究内在原理，那就非常厉害了，这个内在原理我后面再说。

03

诉苦大会究竟怎么开？根据《解放战争：决战》一书中的描述，大概是这么四个步骤。

第一、是充分动员酝酿，打破诉苦的思想障碍。

第二、是发现和培养诉苦典型，用以带动一般。

第三、是全面开展诉苦运动，其顺序：一是吐苦水，挖苦根；二是吐甜水，抓甜根；三是吐脏物，扔脏物。

第四、是把运动引向一定的政治目的，把阶级仇恨变成有生力量，发动拟订计划，组织宣誓竞赛，与当前中心工作密切衔接。

仔细想想，这可是不得了的发明。你发现没有，这个诉苦大会一开，同时解决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确立中心，我们都是穷苦的一群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第二、通过本人诉苦，否定了原来组织的合法性。

第三、通过他人诉苦，完成对群体的价值认同。

第四、灌输思想，对新组织价值观获得认可。

第五、通过引导，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

你仔细悟一悟，这一招有多厉害，在自己的组织管理中是否可以用得上？

一位美国学者称之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他认为，“这样的集体诉苦比指挥员或是政委的任何说话都更有感染力，这样的教育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

04

前面我说过，深究诉苦大会的内在原理，特别厉害。那原理是什么呢？

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中，有一种方法叫做：小组工作。小组工作的其中一个功能特点是通过在小组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让组员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发生转变或改善，促进成员形成积极的态度或社会责任感，进而形成群体力量解决问题。

我举个例子，在肿瘤医院中，医院会不定期举行肿瘤病人的支持小组活动，并由一位心理医生或肿瘤专科医生主持，肿瘤患者聚在一起，进行群体对象的心理治疗。

根据患者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中心内容，由医生制定康复策略，鼓励患者之间互相讨论、交流信息，重视抗癌英雄的模范作用，减少患者的孤独失落感及无助感，增进彼此同呼吸共命运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

这种小组方法叫做“集体共情疗法”。一次成功的抗癌小组活动，能显著地增强癌症患者面对癌症的勇气和信心。

共情，我们基本都知道，也可以称之为“同理心”，是能够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人的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的能力。

我们回头来看共产党的诉苦大会，我相信在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们不知道什么叫“小组工作”，更不会知道什么是“集体共情疗法”，但他们通过实践和尝试，找到了整军的绝好方法，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从实践中探寻最佳路径。

05

通过“诉苦大会”，我们可以学习到，组织管理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找到组织成员间的共同需求，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强化实现需求的方法路径。

“诉苦大会”成员的共同需求是反抗压迫，实现基本生存，进而推翻阶级压迫；

抗癌小组的共同需求是战胜恐惧，挖掘希望，提升战胜病魔的勇气；

组织成员间的共同需求或者是提升认同感、获得尊重，又或者是收获财富上的提升，地位上的跃升…

当然，完成一次组织蜕变或者组织跃迁并不是“一招制胜”，而是系统性的，多维度的。但至少我们可以明确一点，要获得最终的组织质变，必须是每一个维度的组织量变累计而成，“诉苦大会”所带来的共产党队伍战斗力的显著提升，就是其中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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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诉苦三查”运动，一次特别的“初心使命”教育

2020-01-08 15:38

来源:

生态孤店子

原标题：清风|“诉苦三查”运动，一次特别的“初心使命”教育

诉苦大会现场

从1947年8月开始，按照党中央关于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西北野战军连续发动沙家店、黄龙、延清战役，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地区，逐步掌握了陕北战场主动权。

但是， 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也给部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影响了战斗力。

彭德怀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些情况，决定在冬季战斗间隙开展一次整训。在整训期间，三五八旅创造性地开展了以 “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加诸劳动人民之苦）和 “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开启了 人民军队历史上一次特别的“初心使命”教育——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整训的针对性十分明确。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就开始不断制造摩擦进攻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后战斗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激烈，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减员很大，而补充兵员多为战场俘虏的“解放战士”。以三五八旅为例，到1947年年底，各连队“解放战士”的比例平均在70%以上，其中老红军连队七一五团六连的比例达到80%。

这些“解放战士”虽然大多数出身贫苦家庭，但由于在国民党军队受到不少欺骗宣传和反动教育，“解放”后又缺乏系统政治教育，不少人阶级界限模糊、革命觉悟不高，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 出现了打“滑头仗”、阳奉阴违、畏惧困难、贪生怕死的情况，甚至有个别坏分子潜伏在队伍中，伺机搞策反破坏。

担任三五八旅政委的余秋里同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组织各级政工干部深入战士们中间开展“漫谈”，根据“解放战士”亲身经历过从旧军队到新军队的巨大变化这一特点，从发动“解放战士”开展新旧军队对比入手，逐步引导战士们思考旧社会的罪恶，讨论穷人是怎样穷困，而地主、资本家是怎样好吃懒做、穷奢极欲的。

由于战士们几乎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新旧军队作风宗旨的巨大对比，国统区的悲惨生活和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给贫苦大众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发他们强烈共鸣。特别是通过“挖穷根”“倒苦水”，战士们讲述个人和家庭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血泪控诉的典型。就这样， 诉苦运动这种形式从酝酿到动员，从个别谈话到开诉苦大会，被战士们广为接受，形成全旅广泛深入开展的群众运动。

《余秋里回忆录》中提到了 “诉苦”运动的典型，“解放战士”路新理。

展开全文

刚加入革命队伍时，路新理是一个“问题”战士，不仅打“滑头仗”，还经常说“吃谁的粮，就给谁干”等各种怪话，想着有机会再投向敌人。

一天深夜，路新理一个人偷偷跑出营房，在漆黑的旷野中摆上母亲的牌位，哭诉家庭的惨痛遭遇。悄悄跟在后面的连指导员和路新理有相似的血泪史，听到路新理的哭诉后与他一起抱头痛哭。

第二天，连队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把自己的苦难身世和盘托出，边哭边讲，申诉旧社会的罪恶。路新理是山东曹县人，父亲给地主扛活，不仅难以养活家人，还活活累死了。路新理的母亲带他和妹妹到山西逃荒，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家里连吊孝的麻布都买不起。为了养活九岁的妹妹，路新理在盐场干苦力，后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小妹妹哭得死去活来，从此是死是活没了音信。

讲到最后，路新理说，通过诉苦，“我明白了是谁让我受的苦，明白了应该用手中的枪去打谁”，“今后，我一定在解放军里好好打仗，为亲人报仇”。

听了路新理的诉苦，战士们群情激奋，争相发言，倾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强加在自己和亲人身上的苦难。

就这样，“诉苦”运动在全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三查”运动紧接着“诉苦”运动开展。通过 “查阶级”，部队的阶级感情和凝聚力更强了，个别混进革命队伍的破坏分子也查清了。通过 “查工作”，政治教育和战斗技能训练得以紧密结合，运动不是“口号”式的走过场，也没有走向“左”的极端，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练兵热潮。通过 “查斗志”，态度模糊甚至思想动摇的情况消失了。彭德怀同志到三五八旅了解“诉苦三查”情况，余秋里深有感触地说：“部队士气旺盛得很，完全可以跟敌人拼命。”

1948年年初开始，全军的“诉苦三查”运动和全党开展的整党运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共同进行，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广大指战员通过对旧社会和反动派“算账”，进行革命战争的初心树立得更加坚决，对人民武装肩负的历史使命认识得更加深刻。

党在人民军队中的威信更高了，党的意志得到更加坚决的贯彻执行；蓬勃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与反动势力的战略决战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来源：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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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土改学：诉苦 - 知乎首发于晋冀鲁 Shanx,Heb,Shand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河北】土改学：诉苦二闲堂主更精彩的合集文章请点击下面链接淘宝店铺：二闲堂－－作者：叶匡政 1950年代前后,与“苦”字相关的政治语汇曾大行其道,像“诉苦”、“忆苦思甜”等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当这些词汇被染上政治色彩后,便开始远离它原先指称的那种个体行为,而演变为一种由无数民众共同参与的政治行为,一场集体性的政治仪式。“诉苦”便是土改运动中一个核心的政治行动,它让千百万贫苦的农民参与其中。个人的苦难诉说在这种集体仪式中得以重新塑造,苦难不只是个人的,它还演化为一个阶级的历史。1952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中,对“诉苦”的官方解释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可以说,土改运动并不是乡村社会矛盾激化后的自然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与广泛的民众动员才引发起的一场政治革命。土改领导者发现,他们试图建立的阶级话语体系,与农民的日常思维及乡村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要想发动农民起来与地主斗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借助诉苦、算账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由于当时的农民有较强的命运、家族及乡情观念,对什么是苦、苦从何来也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解释。山东莒南大店的土改总结,记录了当时一位60岁老佃户的回答。这个佃户叫王成,家里6辈子干佃户,穷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问他:“你不赌钱,又不喝酒,天天干活,为什么还这么穷?”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些年短工太贵了。”(大佃户农忙时要雇短工)又问其他原因,回答:“我种的地总是舍苗,少打粮食。”再追问,他叹口气说:“咱命苦啊,那有什么办法。”换个角度问他:“为什么地主整年整辈子不干活,可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呢?”他的第一个说法是:“人家当大官,当初大店十二顶轿出来进去,还没钱吗?”第二个说法是:“人家开大买卖还没钱吗?”最后又归结为:“人家命好呀!祖宗……”当问到“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呀?”他回答:“除非我去当土匪!可是我又不会。”工作队最后只好总结道:“大店群众久在地主欺骗之下,阶级觉悟不高是普遍的。”而山东滨海地委的土改总结中则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的落后思想:‘穷是命不好,祖上没积德’；‘家里人多,吃穷了’；‘分家分穷了’；‘给土匪抢穷了’；‘赌博赌穷了’；‘死人送殡送穷了’；‘嫁闺女嫁穷了’。”农民们往往把自己的“穷根”归于:“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汉奸、土匪。”可以看到,农民即使在诉苦的过程中,与领导者试图灌输的阶级观和斗争观的政治目标也相距甚远,农民个体之间的想法也大相径庭。我们知道,土改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土地的再分配,而是要启发农民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达成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压迫→反抗→解放→感恩”的革命逻辑。只有当这个逻辑主宰了个人的思维与表达时,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方式才能发生改变,使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党和国家设定的意识形态中去。　　我们从诉苦时的一些口号,就能感知当年领导者的良苦用心:“有苦就是理,穷人是大爷”、“谁苦最多谁光荣”、“是穷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苦多就是功劳大”、“没有苦的不是穷人”、“谁不诉苦谁不和毛主席一个心眼儿”、“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父苦不诉不算孝子”等等。在这些口号中,宣扬的是一种以苦为荣、以穷为善的价值观,而诉苦与否则成为判断穷富和善恶的标准。在这一价值观的引导下,诉苦才能被真正发动起来:只有诉苦才能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只有诉苦才能在分配时获得更多的好处,只有诉苦才能被工作队提拔为乡村中新的政治精英。诉苦本身也许并不能体现权力,但诉苦这一集体政治仪式无疑成为阶级权力系统构建的有力支点。　　为了使诉苦达到预期效果,各地领导者也总结了大量的实战经验用来推广。比如在选择“苦主”上,冀南九地委认为:“青年人没有什么苦,壮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剥削最厉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养的对象应在这些人身上。”渤海区党委的经验是:“各种诉苦会议,老头儿诉苦最起劲,妇女最容易哭,有了妇女哭才能哭成一团。”河北某地工作队的办法是:“典型诉苦人员的选择,最好是女人,因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记忆力较清,诉起来即哭泣,能以泪引泪。”在场地选择上,工作队往往也煞费苦心。冀南三地委总结认为:“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干部态度要郑重其事,启发动员,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而另一份文件则对场地做了更细致的要求:“小组会以在贫苦农民之住暗淡破烂房屋(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灯光下更好,大会诉苦也要在偏僻凄凉的地方,无人来往,如戏广(场)的布置布景就更会(令人)感动了。”在一些工作报告中,甚至规定了要训练诉苦者的“悲哀表情,说到地主欺压农民时,要有奋(愤)恨之态度,能成为一个能感动人的演员来感动农民”。在领导者这番精心的策划下,无怪乎诉苦会往往开得群情激愤,如一位农民所说的:“八路军真怪,他叫穷人家笑穷人就笑,他叫穷人哭穷人就哭!”只有在诉苦中让农民强烈地感受到“苦”,这种苦才可能转化为“怒”。只有真正“怒”了,一旦指明“苦”的根源,农民自然就完成了从诉苦走向复仇、从诉说走向行动的重要心理转化。面对面的斗争是让农民感到陌生与恐惧的,如何将这些处在边缘地位的农民发动起来,主动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进而实现对乡村政治结构的重构,这是诉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分析道:“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土改领导者对这一目的的认知也是非常清楚的。在山东临沂地委的工作布置中就明确要求:“由诉苦到控诉地主的苦,将农民低级的苦提高到阶级的苦,少数人的苦成为广大群众的苦,群众才能发动,……诉苦就成为运动,由低到高的发展,成为自觉的诉苦,地主的罪恶得到揭发,群众就起来了。”湖南醴陵县委则把诉苦分为访苦、问苦、引苦、诉苦、论苦等几个阶段,这个过程的演进,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当年诉苦的真实缘由、操作手段及想达成的目标。而冀中区委的结论是:“诉苦越苦,斗争亦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使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河北唐县的总结则更直接:“越诉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气,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诉苦的高潮阶段就是“哭”,不哭就没完成任务。河北渤海区委在介绍乐陵县诉苦运动时,就写道:“四区西凉家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上哭了五十多个,小赵家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东梁家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九区×村中贫农哭成一团。”“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红了,哭得不吃饭了,这种现象不胜统计,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死过去了。”冀南三地委在总结蒹庄的工作中写道:“经一天多的时间,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其成绩效果之大,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的,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哭,口口声声要冤冤相报,有的哭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地低头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河北渤海区介绍黄骅县诉苦情形时,还有具体的统计数字:“黄骅县五个区一个镇,到会人数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诉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干部哭的273人。哭的种类,为饿死哭的397人,卖儿女哭的157人,给土匪打死打伤而哭的153人,全家书(输)讼而哭的55人,为要饭哭的75人。”针对诉苦中的“哭”,有的地方还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贫农”、“消灭不哭的贫农”等口号。　　经过这场政治仪式的洗礼,农民的个体意识开始被集体驯化了,他们认识到,个人只有通过阶级才能发出声音。农民,这个通常“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终于因为“诉苦”这一“政治技术”所提炼的苦难,而被联系起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物,与更为宏大的国家政治话语发生了关系。诉苦不仅使农民有了“阶级觉悟”,也使他们认识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这虽然是以打乱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为代价的,但凸显了一个全新的、正面的国家形象,在这个革命的逻辑中,国家成为农民感恩的对象。同时,通过打击传统社会中的乡村精英与权威———地主,诉苦也成功地在农民心中摧毁了那个旧的、负面的国家形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感恩型国家观念的塑造,与现代公民所具有的国家观念是全然不同的。文章版权归《南方周末》所有，转载请与编辑联系（Email: ml1982@vip.sina.com)编辑于 2022-09-02 03:14贫穷农村政治​赞同 10​​7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晋冀鲁 Shanx,Heb,Sh

中国历史研究院：抗战时期国民党壮丁的真实境遇 - 知乎

中国历史研究院：抗战时期国民党壮丁的真实境遇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中国历史研究院：抗战时期国民党壮丁的真实境遇共青团中央​共青团中央 官方账号近些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此前，有报纸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有人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1937年至1945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i]，这些壮丁真实处境如何？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还原最真实的历史。一、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八、金堂县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一、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壮丁哪去了？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ii]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iii]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仅仅4年中，就有数百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iv]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v]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据周开勋先生回忆，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vi]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500至50000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vii]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乡长当场喝令乡丁将其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viii]，先后采访230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35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22人、士兵99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ix]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x]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xi]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xii] 八、金堂县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金堂县负责兵役工作的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金堂县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xiii]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据史料，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藉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xiv]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xv]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xvi]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一九四二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xvii]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xviii]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1937年至1945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1937年至1945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①1937年至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人； ②1937年至1945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xix] 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xx] 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xxi] ∵1937年至1945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不明下落的，下同）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部队正常减员数 =1937年至1945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 =417万人-32万人 =384万人 ∵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422万人-252万人 =17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50万人 ∴1937年至1945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1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1937年至1945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937年至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人的57%。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以1937年至1945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1937年至1945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xxii]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1937年至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xxiii]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格兰姆·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就判断：“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xxiv]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xxv]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因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xxvi]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xxvii]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88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著文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xxviii]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反思半个多世纪前泪血淋淋的抗战壮丁史，我们不否认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但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抗战英雄。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暗暗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聪”的论史口径，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冷冷地以“选择性失音”的著史笔法，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合的立场?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还是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还是非黑即白二元分离机械的认知模式?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时下，对上述“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探踪”方向。[i] 何应钦：《抗战八年之经过》，1946年初版，之后台湾文海出版社等出版社多次再版，附录9《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ii] 周开勋：《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兵役真相》，《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78页。以下引用周开勋提供的史料，均出自该文。[iii]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4月，第425-426页。[iv] 张登上：《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第3辑（总第20辑），第25-26页。以下引用张登上提供的史料，均出自该文。[v] 万金裕：《抗战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1辑，第86页。[vi] 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43页。[vii] 四川省宜宾县志编撰委员会：《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10月，第474页。[viii] 高戈里：《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解放军出版社2004初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ix]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323-328页。以下引用蒋梦麟提供的史料，均出自该书文。[x] 蒋介石：《知耻图强》，原文载于《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33年7-9月份，第151-152页；本文转引自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响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xi]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383页。[xii]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xiii] 邹浚哲：《解放前金堂县征兵概况》，《金堂文史》，第391-392页；万金裕：《抗战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1辑，第86页。[xiv] 尚宗钊：《国民党接兵部队的丑闻和对壮丁的虐杀》，《邛崃文史资料》第2辑，第187-188页。[xv]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永昌日记》第七册，本文转引自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响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xvi] 高正中：《抗战八年，国民党屯兵晓东村的片段回忆》，《官渡区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9-40页。[xvii] 杨增锡：《壮丁惨状》，《黔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0-82页。[xviii] 宋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华文出版社2005年4月，第460页。[xix] 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5页）。[xx]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2-13页）。[xxi] 《两年来国民党58个叛国将领概观》，《解放日报》1943年8月13日。[xxii] 李克猷：《泸县国民兵团概况》，《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0-51页。[xxiii] 公安部档案馆编著：《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301页。[xxiv] [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月，第291-292页。[xxv]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60页。[xxvi] 同上。[xxvii]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第387页。[xxviii] 黄流：《破旧立新要为孺子牛——改造国民党第七兵团的回忆》，《成都文史资料》第29辑，第173~175页。​​​​——————————本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本文作者：高戈里发布于 2019-11-25 21:23抗日战争历史中国文学​赞同 3128​​512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_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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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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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共阅读 5345 次 更新时间：2012-06-19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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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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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

 

摘要：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诉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诉苦的种种顾虑；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帐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借助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关键词：诉苦；土地改革；民众动员；权力技术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幸或烦恼的人，会有一种向他人倾诉的愿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诉苦”。但是曾几何时，诉苦并非在私领域单独发生的个体行为，而是在革命政党的宣传和组织下，由千百万贫苦农民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仪式化政治行为。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诉苦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其用法远不如今天这么宽泛，而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注：陈北鸥：《人民学习辞典》，上海：广益书局，1952年，第331页。）这种被纳入阶级话语体系的特定“诉说”行为，有效地激发起广大农民对国民党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使之在不知不觉间融入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框架与乡村治理轨道。

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土地改革运动已在中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下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献。早期研究成果多为通论性著作，侧重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以及在各地实施的总体情形，而较少关注基层的微观土改实践。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者的介入，土地改革研究开始从国家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村庄层面、实践层面，涉及土改运动中的权力运作、民众动员、行为机制、集体记忆等诸多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性认知。（注：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李里峰：《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等，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基于一项口述史研究计划而形成的多篇博士、硕士论文，如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博士论文，1999年）；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硕士论文，1997年）；李放春：《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土改的大众记忆》（硕士论文，2000年）；任道远：《革命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从农民行动的角度看土改时期的阶级斗争》（硕士论文，2002年）等。）其中有三篇论文对“诉苦”做了专门探讨，皆以单个村庄为考察对象，以口述调查为资料来源，颇具社会学理论色彩。（注：程秀英的《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硕士论文，北京大学，1999年）分析了诉苦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重要作用，认为诉苦使农民在自己切身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话语形成了抽象的阶级观念，使之具备了成为新政权成员的基本能力。郭金华的《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硕士论文，北京大学，2001年）强调诉苦帮助农民获得辨识公共场合和进行公共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掩盖了农民参与土改的程度性差异，使土改运动得以实现。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考察了诉苦对于重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将其视为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与之相比，本文主要将诉苦视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试图在大量搜集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山东、河北等省份为中心，对诉苦过程中采用的种种策略和技巧进行细致的历史学考察，藉以从微观视角揭示中国共产革命进程中政治运作的一个侧面。需要说明的是，诉苦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性政治行为并取得巨大成效，无疑是建立在广大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生活艰难困苦这一客观现实之上的。事实上，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成，总是普通民众需要与革命精英动员交互作用的产物，而非任何单一原因所能促成。就诉苦本身而言，其意义亦决不仅限于民众动员之一端，其内涵更非“技术”或“策略”所能一语道尽。惟考虑到现有研究成果中宏观论述较多而微观描述不足、政策梳理较多而策略（技术）分析不足，本文乃不避矫枉过正之嫌，专从“技术”角度对土改中的诉苦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作为民众动员技术的诉苦

对于将农民作为自己统治根基和力量源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注：关于战时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构成和社会基础，参见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02年）第一章。）民众动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艾森斯塔得指出，农民“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很少在政治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注：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农民对革命和政治缺乏热情，只有共产党的动员才能将其激发出来。苏联学者杰柳辛等人认为，中国农民“没有成为能够全面认识、提出和捍卫自己利益的、独立的、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利益的代表是共产党。”（注：梅利克谢托夫：《苏联学者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比昂科则断言，“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决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注：比昂科：《农民运动》，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09页。）

在土改运动中，诉苦正是帮助中共实现民众动员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诉苦最直接的必要性在于，共产党试图确立的阶级框架与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共产党发动土改的基本依据和合法性，来自高层领导人对乡村阶级结构和土地分配状况的权威性估计，即8%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70-80%，92%的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只拥有20-30%的土地。（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47页。）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借助统计数据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中国乡村的土地集中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而是自耕农（即党的阶级分类体系中所称的“中农”）占据了大多数的人口和土地。（注：参见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乌廷玉等：《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苑书义等：《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笔者根据这些统计数据估计，土改前夕华北的土地占有状况大致是2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50%左右的土地（参见李里峰：《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安徽史学》即刊）。）相应地，华北乡村的主要剥削方式不是地租剥削，而是捐税剥削；主要社会矛盾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注：马若孟：《土地制度》，《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292－308页。）加上传统乡村固有道德观念和宗族意识的深刻影响，中共在阶级框架下进行的民众动员工作，最初进展并不顺利。例如获鹿县农民“种地主的地，生活不十分苦，因此斗地主不积极，但对汉奸恶霸仇恨很深”。（注：《获鹿县委土改初步总结》（1948/04/12），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520-1-597-3.（以下简称“河北档案”））桓台县后七里庄土改时，工作队员命令农会主任宗恒度领导斗争，宗无奈之下买礼物请他人出面斗争，并到地主家去道歉说，“不是俺要斗你，是八路逼着要斗的。”有的贫农分到土地后苦恼不已，称“八路没来我也没饿死，现在硬分给地”，觉得备受折磨。（注：《桓台县索镇区六个村初步调查材料》（1948/07），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26-01-0037-001.（以下简称“山东档案”））即东县西演堤村因较大的地主都住在城里，只能斗争村里的“二吊绊子”，结果“群众对他不仇恨，发言不积极，连敌人进攻时被杀的村农会长家都没说话，被斗地主也不说话，群众都想回家吃饭就算了”。东演堤村处决一名地主，引起了许多党员和群众的不满，认为“不如留着罚劳役好”。（注：《即东县南渠乡（收复区）结束土改检查报告》（1951/03/01），山东档案，A001-02-0070-004.）

由于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乡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自然产物，而是外力嵌入和政治动员的结果，所以土改领导者们往往发现，发动农民斗争地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必须借助诉苦、算帐等手段才能逐步实现目标。就党的动员目标而言，通过土地再分配使农民“翻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启发群众“翻心”，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激发其对地主的复仇心理。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诉苦吐苦水”，“诉苦越诉的苦，斗争亦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注：冀中区党委：《第十一队第三组土地改革整组材料汇集》（1947/03/31），河北档案，3-1-102-3.关于诉苦的民众动员功能，土改文件中大量层层递进式的表述，说得非常清楚。如：“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第一阶段几个问题的经验介绍》，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2页）：“越诉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气，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唐县县委：《两个村诉苦、比苦、比光景的初步经验》，河北档案，520-1-274-2）等。群众斗争从温和走向激烈，往往也以诉苦为转折点，例如垣曲三区查减运动中，对斗争对象“过去只是上板凳戴高帽等，自诉苦复仇后，多动手以打解决”（《垣曲三区的群运工作》，河北档案，27-1-7-2）。）曾以工作队员身份参加土改的美国人韩丁，对张庄第一次诉苦会的场景做了生动的描述：诉苦会因无人发言而陷入僵局时，新上任的副村长打了被斗的地主村长一巴掌，“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有见过农民打村长，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场上的人就象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注：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26－127页。）面对面的斗争使农民们感到陌生和恐惧，但它正是构成群众运动的基本要素，只有当广大农民从观众转变成演员时，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开展起来。组织农民诉苦，即是促使他们参加面对面斗争、“对地主撕破脸”的必要手段，（注：《中共怀县县委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结论》（1946/08/24），河北档案，224-1-17-4.另一份文件指出，至于搜集斗争对象的材料、准备控诉的理由，“那只是它的副作用，不能轻重倒置”［参见冀晋区党委：《平山灵寿八个村土地改革检查报告（草案）》（1947/05/04），河北档案，108-1-16-2］。）是引发“群众翻身运动的导火线”（注：《中共冀中九地委关于九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步经验》（1946/10/23），《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98页。）。在面对面的诉苦斗争中，“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注：范斯莱克：《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746页。）华东局组织部注意到，凡与地主撕破脸者，均感到“不分地，地主也饶不了咱”；凡未与地主撕破脸者，则“一般情绪不高，准备与地主妥协磕头，以顾念身家”。（注：《中共华东中央局组织部给各地组织部的信》（1946/11/21），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八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所以在土改期间，各级领导机构对诉苦的发动和成效都极为重视。“领导上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决议，不把贫农会开好不散，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不把诉苦算帐形成运动不算完事。”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都被归结为对农民阶级觉悟的启发不够，而从思想上发动农民的关键就是诉苦算帐。“只有经过诉苦算帐，农民才能在思想上觉悟起来，包办代替不行。”未经诉苦动员即进行土改，虽然也能完成土地再分配的任务，却无助于塑造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因而常被批评为“生摘瓜”。（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山东档案，G026-01-0228-001.）许多地方明确要求，即便“在分地后”或者“斗争已结束之村”，“仍要组织诉苦和斗争”。（注：参见中共冀察地委：《新区土改初步总结》（1949/03/07），河北档案，758-3-96-1；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有意味的是，在土改结束多年之后，一些地方仍把各种农村问题归因于当年的“和平土改”，认为正是未经诉苦、斗争不彻底的和平土改，导致了乡村阶级阵营的混乱、反动阶级的嚣张和破坏［参见河北隆化工作队：《关于和平土改地区特点的调查材料》（1964/07/15），河北档案，893-1-320-1］。）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他们一样存在各种“糊涂观念”，如“穷是命苦”、“善财主不当分”、“血汗祖传地主不当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中农不受剥削”、“财主是识字挣来的，穷人是扎烟针扎穷的”、“现在地主也够苦了”等等，必须加以清除。所以在解放区乡村进行土改诉苦的同时，前方部队也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部队诉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官兵以其特殊身份支持自己的家属在村中谋求私利，妨碍土改的进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那（哪）个部队诉得好，那（哪）个部队就勇猛顽强”。诉苦一般以连为单位进行，和村庄诉苦一样要经过“酝酿”、“倒苦水”、“挖苦根”等基本步骤，不过多了“复仇立功宣誓”这一环节，以将诉苦中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直接转化为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斗志。（注：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01），河北档案，583-1-29-2.本文引文中“（）”表示更正之错别字，“［］”表示补充之缺字，“□”表示原字无法识别，下同。）从大量土改文件中不难看到，诉苦首先是作为一种民众动员机制而普遍开展起来的，其基本功能就在于激发村庄里和军队中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仇恨，促使他们认同中共、参加土改、英勇战斗。（注：1946年8月的一份土改文件写道：“（诉苦）可以初步启发群众思想，减少顾虑，鼓励斗争勇气，走向行动；团结群众，扩大力量，弄清楚村里情况和各方面各阶层动态；可以得到中间人的同情与社会舆论的同情；可以瓦解汉奸恶霸集团，争取部分人坦白转变回头，是孤立汉奸大恶霸的有效办法。”（冀中区十一地委：《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河北档案，20-1-137-1）其中概括了诉苦的四种政治功能，即动员民众、获取信息、建构合法性、孤立敌人。前述几位社会学者分别探讨了诉苦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农民公共表达能力和国家观念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诉苦还是一种基层精英的更替机制，因为在诉苦中可以发现、培养、考验符合党和国家需要的基层政治精英；诉苦又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展示舞台，因为诉苦会上农民满怀仇恨的诉说和地主胆战心惊的聆听，正是国家权力全面渗透、乡村社会剧烈变迁的前奏和预演。）

二、口号宣传与组织引导

发动农民诉苦，首先要依靠强大的宣传和组织力量，这和中共其他政治目标的实现别无二致。土改期间，许多村庄专门成立诉苦委员会、诉苦指挥部、翻身委员会等临时机构，担负宣传和组织之责，以引导农民打破世代相传的面子观念和宿命观念。（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河北档案，33-1-77-27.）土改工作队员必须“真心实意把自己当作受苦的群众，启发、诱导、讨论、拉家常”，促使农民诉苦。（注：冀南九地委：《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09/12），河北档案，14-1-114-1.）冀南三地委归纳出“点苦”、“引苦”、“劝苦”、“攀苦”四种方法，以此来帮助、刺激落后分子诉苦。（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除了对单个农户的教育启发之外，还须通过口号宣传形成“诉苦光荣”的舆论氛围。关于口号对于民众动员的意义和作用，诚如一份土改文件所说：“口号是指导群众行动的武器，根据工作的要求，提出通俗鲜明的口号，可以直接鼓舞群众情绪，口号愈明确愈通俗，就愈适合群众的口味，群众接受就愈快。用群众自己的语汇，解决群众自己的思想问题，作用非常之大，启发其斗争勇气，提高其思想觉悟，指导群众行动，使群众运动成为自觉自愿。因之口号在群运中是有重要地位的。”（注：冀南四地委宣传部：《土地改革中的口号汇集》（1947），河北档案，36-1-26-2.）诉苦期间典型的宣传口号如“是穷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谁苦最多谁光荣”、“苦多就是功劳大”（注：唐县县委：《两个村诉苦、比苦、比光景的初步经验》（1947/12）。）、“谁不诉苦谁不和毛主席一个心眼儿”、“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没有苦的不是穷人”（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山东档案，G026-01-0240-001.）等。在这些口号中，穷和富已分别成为善和恶的代名词，诉苦和不诉苦则成为判断是不是“真穷人”的基本标准，从而都具有了象征符号的功能。（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以苦为荣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与诉苦运动本身互为因果的，它既是发动农民诉苦的重要条件，也是诉苦所带来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的结果。一方面所诉之苦能够表明自己在阶级身份上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可以在分配时获得直接好处；另一方面诉苦行为本身亦足以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阶级觉悟，从而得以在选拔新的基层精英时进入党的视野。）

培养积极分子、树立诉苦典型，是运动初期打开局面的重要手段之一。“群众有他的模仿性，看见人家怎着他即怎着，别人敢说他即敢说，别人敢作他即敢作，一人不说都不说，越说的多了，越说的多。”（注：《滨县杨集村土改总结》（1947），山东档案，G026-01-0243-004.）所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深受土改领导者的青睐。在诉苦之前必须先动员、布置好积极分子，让他们在诉苦会上带头诉苦，“否则总是沉默着，如有积极分子打了第一炮，大苦小苦就接着诉出来了”。（注：冀南二地委：《高唐平原新区土地改革的初步经验》（1948/06），河北档案，31-1-8-18.）通过积极分子的“以苦引苦”，便可有效地“打通落后分子”，使诉苦队伍进一步扩大。（注：《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1947/06/25），《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231页。）渤海区总结的经验是，干部必须带头表明态度，尤其要带头哭；如果干部痛哭流泪，群众也容易感情冲动而跟着哭起来；必须培养带头人，“带头人一哭，下边诉得有劲，如头一个诉得平淡，以下也容易平淡”。（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当然，各地情形不一，做法有别。例如邯郸蒹庄就没有采用积极分子带动落后分子的形式来组织诉苦，而是“按阶层按积极与落后分别诉苦”，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苦少与不积极者妨害苦多积极者的诉苦”［参见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蒹庄在诉苦中设立了“彻底翻身英雄队”，作为诉苦积极分子的临时组织，新出现的积极分子随时可以参加。（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一份部队诉苦文件提到“培植诉苦典型”的具体方法：“寄予深切的同情，鼓励其大胆诉苦，帮助他认识许多问题，找出苦的根源来；帮助他组织报告，去掉那些缺少阶级意义的部分。”（注：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01）。）

在找到诉苦积极分子（称为“苦主”）并加以教育启发之后，还要帮助他“串连”其他的诉苦者。串连有多种途径，可以“通过苦主”本身，可以“利用家族”，更多的则是“利用群众组织”。（注：冀南一地委：《永智县反奸诉苦运动中几点初步经验介绍》（1946/08/16），河北档案，28-1-39-3.）为达到最佳效果，诉苦的范围应尽可能扩大，不仅贫农有苦，而且“中农是有苦的，自耕富农也是有苦的，狗腿子也是有苦的”，一切有苦之人，都应动员其参加诉苦。（注：吴桥县委：《工作通报（第三号）》（1947/03/06），河北档案，520-1-398-2.）贫农的诉苦“不仅教育了中农，而且也引起了中农的苦水，参加了诉苦”。只要敢于去“诉”，家境较好的中农同样可以成为诉苦积极分子，例如乐陵县小赵家诉苦中出现的6名头号、二号积极分子中，即有2人为中农。（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冀中新区组织召集“罪恶较小的伪组织人员”座谈，使他们在承认错误后一道参加对大汉奸、恶霸地主的斗争。（注：冀中十一地委：《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1946/08/30）。）永智县卅间瓦房村几乎所有农户都参加了对汉奸地主李玉琛的斗争会，连地主陶二爷也上场诉了苦。（注：冀南一地委：《地委会关于反奸诉苦运动问题给永智县委的一封信》（1946/06/04），河北档案，28-1-39-7.）

诉苦必须在民众聚集的场合公开进行，所以开会是最基本的诉苦形式，家庭会、小组会、贫农会、中农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乃至乡（区）农民大会，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开会“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而且“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注：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高强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33页。）对于谨慎而从众的个体农民来说，人数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足以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促使其“走向行动”。（注：关于此点，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早已作过深刻的阐发，他在其代表作《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中专辟一章，论述群体的量（人数）对于群体性格和行为特征的决定性作用。西美尔认为，凡是把群众投入运动的地方，就会表现出肆无忌惮的激进主义，因为广大群众总是能够为简单的思想所满足和指导，而且他们并没有多少可丧失的，也比个体更容易忘记自己权力的局限性（参见该书第二章“群体的量的确定性”）。）在组织诉苦的过程中，个人诉苦、家庭诉苦、小组诉苦、大会诉苦，一层层扩大范围，“形成运动”。不同形式、不同场合的诉苦各有其特点和功效，以个人诉苦和家庭诉苦提高觉悟、打消顾虑，以小组诉苦扩大范围、激发仇恨，以大会诉苦营造氛围、促发行动。（注：冀中十一地委：《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1946/08/30）。）另一种说法是“小会打通思想，大会鼓励情绪”，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光在小组会上诉苦或者诉的次数太多，就会“话说三遍淡如水”，“使人听了没意思，而且诉苦的人也诉不上劲”。所以经过大会诉苦之后，一般就不在小组会上再诉，但仍须继续“个别培养，使其不由热转凉，达到再想更多的苦，眼中流更多的泪”。（注：冀南九地委：《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09/12）。）在县、区的领导上，一般先以基点村为单位，召开贫农诉苦大会，在大会上“消灭不诉苦的贫农”，并大量发现和培养新积极分子，使之成为领导诉苦运动的骨干，回村后即开展家庭诉苦、会员诉苦运动的教育。乐陵县就是这样层层推开，在绝大部分村庄开展了算帐诉苦运动。（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只有这样，才能将苦主个人的苦和对地主恶霸个人的恨，转换为整个贫农阶级的苦和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恨，将斗争从有具体对象的“某某人斗某某人”转变为抽象的“贫苦农民斗争恶霸地主”。（注：例如冀南三地委在《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中提出，要反对单个苦主对单个地主诉苦（“××人对××地主有意见”）的“老办法”，改用穷人整体对地主整体诉苦（“是穷人的苦就是对地主的意见”）的“新办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范围较小、针对个人、注重事实；后者范围较广、针对阶级、注重情绪。）

消除农民顾虑，是诉苦组织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渤海区的经验是在开展大规模诉苦之前，对地主、伪村长进行威胁和镇压，“造成群众性的热烈的自卫防奸热潮，打破群众恐特思想”。（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冀中区的经验则是“武装群众和说理相结合”，以防止汉奸恶霸的暗中破坏甚至“打黑枪”。在诉苦行动之前开展群众宣誓活动，也是利用人数优势制造安全感、消除顾虑的有效方式。（注：冀中十一地委：《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1946/08/30）。）为将广大农民组织到诉苦会场上来，工作队员往往会对旧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加以利用，强迫村中的上层人物去号召农民参加诉苦大会，“哪村不来就是他的事”。禹城六区召开伪村长联席会，提出“动员所有贫民来开会，可以抵罪”，否则即罪上加罪。黄骅县对上层分子提出“动员不来不行”、“开会不安心不行”、“成分不好不行”、“匪特如果抓开会的家属由你们负责”。（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在强大压力下，“上层给群众磕头作揖叫群众来开会”的情形时有发生。（注：《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62页。）当然，在种种启发、带动、感染之下，这些上层分子很快就会成为诉苦农民愤怒情绪的锋芒所指。

三、情绪调动与氛围营造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曾经指出共产党对于“情感工作”的高度依赖，认为这是国共两党的重要区别之一。（注：参见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辑。她认为，虽然国民党也从事动员民众的工作，但和共产党不同的是，它不是唤起情感上的谴责，而是致力于培养个性和意志，其重点不在情感，而在伦理。）诉诸情感以动员民众，在土改诉苦运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各种宣传、组织、发动，基本目的都是要激发农民对地主的愤怒、仇恨之情，进而通过“翻身”培养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激、爱戴之情。（注：西美尔指出，当“把群众融化在一种感情里，其个人人格的一切特点和保留都暂时消除殆尽”时，就会形成一种“异常激进”的后果，“不会有任何的调节斡旋和权衡”（《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第37页）。）为达此目的，诉苦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培养苦感、酝酿苦味，“要想想那时的苦味，不仅听人家苦，而且要想自己苦，这样使大会严肃悲痛。”（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为了调动诉者与听者的情绪，在诉苦之前需要教苦主怎样去诉，帮他“总结出几点令人最愤恨的罪恶，使群众听到后能引起高度的仇恨而参加斗争”。（注：冀南一地委：《永智县反奸诉苦运动中几点初步经验介绍》（1946/08/16）。）还要“指点其表情”（注：冀南九地委：《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09/12）。），特别是要训练其“悲哀表情，说到地主欺压农民时，要有奋（愤）恨之态度，能成为一个能感动人的演员来感动农民”。（注：《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1948），河北档案，520-1-931-5，作者不详。关于这种仪式活动前的“试演”、训练以及“苦主”的选择，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一文中也有所描述。）

血缘关系和孝亲意识是传统乡村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诉苦中也成为调动农民情绪的有力武器。当农民“感觉本身无苦或有苦说出来不悲痛”时，解决办法就是扩大诉苦范围，由诉自身苦转向“诉老辈苦”，（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使他们认识自己是“辈辈苦、胎里苦”。（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蒹庄诉苦的经验之一就是，“小组诉苦如诉不好或不知道，可到家里问爹娘，开家庭会找苦”。（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诉苦的宣传口号中醒目地出现了“孝”的字眼，如“父苦不诉不算是孝子”（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要当孝子”、“反对不孝顺爹娘”、“敢说敢干才是英雄好汉”等（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这些口号在农民心中形成了孝道观念与阶级意识间的勾连：敢于诉苦、敢于斗争，才是真正的孝顺。将挖掘苦难经历与传统孝道观念相结合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位拒不诉苦的农民，在要回被霸占的坟地之后打消了一切顾虑：“这次不光我翻了身，我爷娘也得到了翻身，即是下油碾锤子我也不怕，还怕变天！”（注：《渤海四地区各县土改情况汇报》（1947），山东档案，G016-01-0245-012.）

农民情绪被激发起来的重要表现就是“哭”。在乐陵县，“四区西凉家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上哭了五十多个，小赵家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东梁家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九区×村中中贫农哭成一团。”“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红了，哭得不吃饭了，这种现象不胜统计，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死过去了。”（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在蒹庄，“经一天多的时间，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其成绩效果之大，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的，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苦（哭），口口声声要冤冤相报，有的哭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的低头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在黄骅、津南，“城关镇诉苦大会才诉了一个人，全场即放声痛哭，会后有的回到家去，合家又痛苦（哭）。贾象区群众大哭，王□当场哭挺一个干部，扣村区哭挺了五个群众，其他各区、村大概如此”。据统计，仅黄骅县4个区，全年诉苦人数即达5184人，其中“痛哭流涕”的4551人，“哭挺了的”12人，“哭病了的”195人。（注：《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62页。同年另一份文件对黄骅县诉苦情形的描述是：“黄骅县五个区一个镇，到会人数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诉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干部哭的273人。哭的种类，为饿死哭的397人，卖儿女哭的157人，给土匪打死死伤而哭的153人，全家书（输）讼而哭的55人，为要饭哭的7?5人。”［参见《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这样的情形越多，程度越重，就越能营造苦大仇深的氛围，越能激发群众的苦感和仇恨。有的地方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贫农”、“消灭不哭的贫农”等口号。黄骅县提出：“干部不哭是不对的，不哭就是不疼群众，群众诉苦不哭，就是表明不是群众的儿子，是群众观念不强的表现。”（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仓上村工作队认为，“穷人家哭着讲理，一般人光讲理不哭”。（注：吴桥县委：《吴桥城关区仓上村典型统计调查材料》（1948/03/28），山东档案，G026-01-0054-005.）当然，“哭”与“诉”不可偏废，有些“定有大苦或有障碍物”的人光哭不诉，就必须进一步引导启发，使他们把“苦水统统吐出来”。（注：吴桥县委：《工作通报（第三号）》（1947/03/06）。）

（窦家疃村）通过小组诉苦，大家要求大会诉苦。……申洪礼母亲、车尚义老婆且哭且诉，全场哭的人很多，口吃的车金科，气得大眼发白，越发说不出话来，诉一回，哭一回，气痛了歇歇再诉。申洪永一面诉，一面打，全场男女老少约20余人轮流打，车金科六七十岁的爹打恶霸更有劲，全场掌声如雷，高呼“打！”车吉连拿着大刀，骄□的在恶霸面前闪闪，指恶霸说：“你还有这一天啊！落在我们手里，你瞧瞧这些老爷的劲头吧！在共产党领导下换天下啦！”在天下农民是一家口号下，小格庄、南北申家三村农民750人都赶来参加联合斗争，在会上表现了高度团结，北申家农民痛打恶霸之后说“咱们坚决联合起来，和恶霸斗争到底，明天开会我们还来。”（注：牙前县郭城区工作组：《郭城区窦家疃村复查前后工作总结》（1949），山东档案，G024-01-0142-001.）

为了达到这种群情激愤的境界，“苦主”的选择尤为重要。许多地方强调要从老人和妇女身上突破，因为老人经历的苦难多，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都容易产生“苦感”。“青年人没有什么苦，壮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剥削最厉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养的对象应在这些人身上。”（注：冀南九地委：《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09/12）。）妇女则容易动感情，容易流泪，这对群体氛围的营造极为重要。“典型诉苦人员的选择，最好是女人，因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记忆力较清，诉起来即哭泣，能以泪引泪。”（注：《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1948）。）“各种诉苦会议，老头儿诉苦最起劲，妇女最容易哭，有了妇女哭才能哭成一团。”（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与此同时，对斗争对象也须经过慎重选择，应该事先预料到他的反应，“既不应该是冥顽不化的，也不应该是完全供认不讳的”，因为“一个顽固斗争对象的抗拒可能会导致僵局”，而“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斗争会则很难让农民兴奋起来”。（注：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6，p.189.）

会场的安排也很重要，精心布置的会场更能发挥诉苦的仪式化功效。从便于组织的角度出发，“会场的布置和准备，应有适当的地址、警戒等，对群众的排列，有组织的在一起，无组织的在一起，妇女在一起，儿童在一起，有计划的将区积极分子插在内里。”（注：冀南一地委：《各种工作汇报记录》（1946），河北档案，28-1-5-1.）而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虽然运动领导者期待着诉苦会上出现群情激愤的场面，却往往是清冷肃穆的气氛更有助于达到这种效果。根据邯郸蒹庄的经验，“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干部态度要郑重其事，启发动员，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另一份文件也指出，诉苦会场必须严肃，“不受外界影响，使全场农民精神都集中于诉苦的身上”。并对会场作了更细致的描述：“小组会以在贫苦农民之（居）住［的］暗淡破烂房屋［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灯光下更好，大会诉苦也要在偏僻凄凉的地方，无人来往，如戏广（场）的布置布景就更会［令人］感动了。”（注：《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1948）。）一份文件谈论部队诉苦大会，也强调须随时注意情绪的调动：“大会诉苦不宜太多，有三两个典型即可，问题在于要激发其全场悲愤的情绪来。为了这一要求，干部可以在会中随时提出问题，以刺激诉苦者的感情。在情绪渐起或高涨时，必须喊出适当的口号，以助情绪的增长，在极沉痛时则宜沉默一时，如大家痛苦起来可以暂时休会。务使会场空气始终保持热烈庄严。”（注：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01）。）诉苦组织者精心筹划的“情感工作”，似乎在农民群众身上安装了一个情感的阀门，结果正如一位农民的观察：“八路军真怪，他叫穷人家笑穷人就笑，他叫穷人哭穷人就哭！”（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

四、“谁斗谁分”与“算苦中帐”

根据形式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利益追逐乃是社会行动者据以行事的基本出发点。在土改运动中，共产党清楚意识到并充分利用了农民的这一“理性人”特征。首先，物质刺激是促使农民打消顾虑、参加运动的一件有力武器，其基本做法就是“谁斗谁分”，即以在群众运动中的表现作为分配斗争果实的基本依据。在黄赵村，“分配果实是以诉苦多少为原则，诉苦多即多分，诉苦少即少分。”（注：《惠民县何李区五支刘乡基点黄赵村生产土改工作报告》（1949/12/31），山东档案，G026-01-0268-003.）在张庄，“积极参加大会，大胆倾诉苦水的人都分到了东西。那些没有说话的人，得到的就少些，或者什么也没得到。”谁斗谁分的原则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参与直接联系起来，有力地冲击了农民固有的道德观念，将他们引向斗争地主的行列。“只要积极参加斗争，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和粮食。大伙一旦看清了这个事实，就都相继投入到以后的运动中去。”（注：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138、172页。）利用物质刺激来强化乡村社会的阶级分化，是群众运动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注：物质刺激手段的运用不仅体现在“诉苦”之中，而且贯穿共产党乡村群众运动的各个阶段。例如冀中区以多分果实来“影响启发群众参加组织”，“参加组织的多分点，不参加组织的少分点”，并称之为“论功行赏”。无极县大郭庄村并采取“记工”的办法，参加一个人记一个工，“按工分配”，所以参加群众组织的人数迅速增加［参见冀中区党委：《第十一队第三组土地改革整组材料汇集》（1947/03/31）］。）反过来看，对斗争果实分配的不满，往往会导致农民斗争热情的消退。龙则村一贫农因为分配不公而埋怨说“误了工，得不上东西，斗争还不如打短工。”（注：《老区先进村十年来土地改革初步研究》（1947/08/01），河北档案，90-1-36-2.）即明确将参加斗争、分配果实视为一种谋生手段。蒹庄诉苦运动难以打开局面，经调查发现，是因为群众对土改中没收的一百多万元果实未分而不满，认为“过去果实得不到手，再诉苦斗争顶啥事，苦在嘴边搁着哩，分了果实就能诉”；还有人则“感觉已斗争彻底了，没啥东西了，过去斗争那样多的东西，还没翻透身，再斗也翻不了身”。后来工作队员让村干向群众道歉，宣布斗争果实的帐目，并保证把果实分给群众，诉苦运动才有新的起色。（注：冀南三地委：《复查中的诉苦问题》（1947/07）。）这些例子表明，获取现实物质利益，是农民参加诉苦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

其次，将诉苦与算帐相结合，是使民众动员达致最佳效果的必要手段。诉苦是动之以情，激发农民群众的悲愤和仇恨；算帐是晓之以理，帮助农民群众认清地主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二者相互促进，使群众动员渐臻佳境。“算帐和诉苦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是使斗争深入每一个群众的具体方法。”（注：冀中区十一地委：《算算帐》（1946/10/10），河北档案，20-1-4-6.）倾吐苦水之后，通过算帐看看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也正是“挖苦根”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许多地区，诉苦尚未结束，算帐已接踵而至。乐陵县各村的贫农与中农都在诉苦的基础上开展算帐运动，“大会算，小会算，家庭算，会员算，从诉苦中算帐，从算帐中诉苦，算苦中帐，诉帐中苦，求得真正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黄骅县“有些群众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找土块、找木棍、找算盘，在沉痛地算自己［的］帐。”（注：《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63页。）

算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巩固诉苦的成果，还有助于打破诉苦中可能出现的僵局。对于许多农民来说，反奸运动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因为许多人深受汉奸欺压之苦，汉奸的恶是公开的、明显的；但要让他们认识到地主的剥削并决心与之斗争却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地主并没有欺压贫苦农民，有的还与自己的佃户和雇工关系融洽，在村中的口碑相当不错。这时，就必须在干部的精心引导下，通过详细的计算，让他们认识到地主通过地租来实现的“暗剥削”。（注：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145页。）

从具体内容来看，诉苦与算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算帐主要针对经济上的剥削关系，（注：当然，算帐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例如一份文件提到所谓“穷帐”与“富帐”、“经济帐”与“政治帐”、“劳动帐”与“剥削帐”等各种名目。［参见《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63页］不过在多数文件中，算帐的主要内容还是与贫和富、劳动和剥削相关的“经济帐”。）诉苦则更关注富人剥削和压迫给穷人带来的悲惨命运。但是从本质上讲，算帐和诉苦一样，都是要揭露汉奸、地主、恶霸的剥削和罪恶，以更好地动员农民、建构合法性。“我们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正义的农民翻身运动，要有理有据算的合理，使最多数人同意同情，以争取最大多数群众团结在我党周围。”所以一些村庄“满（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或者“不行再添”的算法，或者干脆“用打、拉、抢、吃办法代替算帐”的做法，往往会受到上级批评，因为这样会“使很有理的事客观上表现的是不说理的动作”，不利于发动群众和争取同情。算帐“不是单纯的要东西，而主要是政治目的”，必须“防止单纯的经济观点”。（注：冀中区十一地委：《算算帐》（1946/10/10）。）所以，算帐虽是晓之以理，却又不能局限于理，而同样必须借助情感的力量：“算帐要向苦处算，一面算一面哭一面诉”，要“从农民实际苦事上算，从实际苦事上找出穷人怎么穷的，财主富就是穷人苦”。（注：吴桥县委：《工作通报（第三号）》（1947/03/06）。）由诉苦所形成的群体氛围，正是算帐的极佳场合：“在算帐中充满了骂声、哭声，有的算了睡不［着］觉，有的算了饭不吃，有的算疯了。”（注：《渤海区党委土改复查报告初稿》（1947/06）。）在诉苦与算帐的相互促进之中，情与理水乳交融，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逐渐明确和高涨起来。

五、“追挖苦根”与逻辑归罪

一份土改文件详细罗列了引导农民诉苦的具体内容，达到27条之多。稍加分析，可将其大致分为五类：一是述苦情，如“在灾荒的时候‘五一’的时候，谁把你的土地房屋工具弄走了？”“推翻统累税，改变负担办法，隐瞒黑地，不实行合理负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二是引苦感，如“还记得饿的四肢无力，妻子儿女和年老的父母死离活散的悲痛情形吧？”“汉奸恶霸地主走狗，他们对穷人说话和气吗？他是否拿你当人看？他们凶恶的面目，你看惯了吗？”三是讲苦理，如“我们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为什么耕田人没饭吃？盖房的人没有屋住？世界上享福的人应该是不种地不作工的人吗？”“地主汉奸恶霸离开穷人就不能生活，穷人离开他们就会好过，这个道理对吗？到底是谁依靠谁呢？”四是挖苦根，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们遭到什么悲惨的命运？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子子孙孙不是都作了日本的奴隶吗？”“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国民党从卢沟桥一耷跑到峨嵋山，他管过我们吗？”五是去苦蔽，如“汉奸恶霸豪绅地主有时候小恩小惠，有时候嫁祸与（于）人，你上过他们的当吗？他真的和你亲善吗？”“你害怕有用吗？你应当如何奋斗呢？”（注：冀中十一地委：《如何开展新解放区的诉苦运动》（1946/08/30）。前引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中提到的五个“讨论题目”，则更具层层递进的效果：1.“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2.“为什么过去有苦无处诉，有冤不能伸？官所衙门特务警察他们和什么人一条心？”3.“为什么中央军来了，地主就兴时？中央军走了地主跟着跑？”4.“蒋介石到底是什么人？他的罪恶有多大？”5.“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如果说述苦情、引苦感是诉诸情感的力量来激发农民群众的仇恨之情，那么讲苦理、挖苦根则是诉诸逻辑的力量来将这种仇恨引向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对手——国民党。关于追挖苦根的重要性，一份文件说得很透彻：“如果只是诉出苦，而不能认识苦的来源，诉苦便失去其意义。所谓‘苦根不挖，诉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净，哭瞎眼睛无用’。因此挖苦根实是诉运（即诉苦运动——引者）的中心环节。”（注：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01）。这份文件还在“挖苦根”之外进一步提出“挖甜根”，如“为什么共产党八路军来了穷人能翻身？”“我们不参加解放军，土地保得住么？我们对土改应报什么态度？”等，以把战士对地主、国民党的仇恨进一步转化为英勇作战和支持土改的行动。）就其实质而言，挖苦根是一种借助逻辑推演的归罪策略。

在诉苦算帐中及诉苦算帐后，农民的情绪大大的高涨，认识了咱们的穷就是财主的富，穷人的挨饿受罪，卖老婆卖孩子，就是财主们所享的福，财主们的福就是穷人们的血汗肉泪，杀不了穷人起不了富，富的家产都是穷人的，形成了穷就是意见。黄头基点的诉苦中干部反映某村的群众［气］病了，有的把衣服扒掉露着臂膀［说］，再不起来干不是人做的，城关区的群众说这回就不能给封建势力留地了，看起他们这样的折磨穷人，今给他们弄光了也不解恨，在城关北基点的诉苦中认识到这些苦都是蒋介石的天下给的，蒋介石的天下不换，穷人的苦就没有完，穷人翻身就是换蒋介石的天下。（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

这段话生动地反映出共产党经由诉苦在农民思想中灌注的伦理观念及其推演逻辑。“穷就是意见”，千百年来农民避之唯恐不及的贫穷，不再是一种耻辱，而成了斗争的理由和资本。穷的根源也不再是祖上无德、风水不好、命里注定，而是富人、财主榨取了穷人的血汗。将诉苦引向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逻辑是：穷人苦是因为富人恶；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富人的代表，故要仇恨、愤怒和斗争；共产党是穷人的代表，帮助穷人翻身，故要爱戴、感激和支持。在诉苦当中农民最强烈的感受是“苦”，而一旦找出苦的根源，明白了穷人的苦是地主和蒋介石、国民党所造成的，这种苦就有了发泄的对象而转化为“怒”。由“苦”到“怒”，农民群众也就自然完成了从诉苦走向复仇、从诉说走向行动的重要转化。有了这种逻辑推演的有效手段，诉苦的内容也就不必严格限制在地主与农民之间，举凡“穷苦、匪苦、过日子不容易苦、受气苦、吃官司苦”等等，皆在“可诉”之列。（注：渤海区党委：《乐陵诉苦运动的介绍（通报）》（1947/01/15）。）

诉苦不是光让其限制在与地主直接冲突里，而应连串自己一生的苦完全诉出来。同时诉一生的苦，往往比地主直接给的气还动人，引人哭的地方也往往就在这里，后说地主的害，这样仇恨会尖锐的转到地主身上。（注：冀南九地委：《怎样领导农民诉苦》（1947/09/12）。）

农民宿命论思想很严重，认为地主千年剥削统制（治）是合法的，往往将对地主之仇恨看不到，而变为农民内部矛盾，如农民代表李庆和，开始恨其伯父将大娘卖了，后来才明白是被地主的高利贷逼的才卖了他［大］娘，而转向了痛恨地主，更说明农民对不见血的刀子经济剥削，如不真正翻心是看不到的。（注：《领导诉苦的几点经验》（1948）。）（动员妇女诉苦时）不妨也可以从旧社会受公婆气，引导到地主家的妇女和女恶霸身上。（注：冀中区十一地委：《算算帐》（1946/10/10）。）

根据黄骅县4个区关于诉苦内容的统计，诉“饿死苦”的323人，诉“要饭苦”的546人，诉“卖儿卖女苦”的115人，诉“全家失散不能团圆苦”的42人，诉“叫土匪打死苦”的116人。（注：《中共渤海区一地委宣传部关于黄骅及津南县土改工作的初步经验介绍》（1947/02），《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62－163页。）其中“诉穷苦”与“诉匪苦”占了绝大多数，而基本上没有直接诉地主欺压剥削之苦的。其实，“诉苦”的字面含义只是将过去所受的苦诉说出来而已，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正是农民对这个词的真实理解。（注：方慧容和李康对西村农民诉苦场景和诉苦回忆的精彩描述，显示了农民和共产党对于诉苦的不同理解。［参见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硕士论文，北京大学，1997年）、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博士论文，北京大学，1999年）］前引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中，也提到了以下种种不合要求的“苦处”：“（甲）认为现在练兵作战很苦，（乙）认为今天的地主富农也苦，（丙）没有阶级压迫意义的苦，（丁）因某些区乡干部动员参军的方式不好，战士的不满，（戊）为取得信任哗众取宠的假诉苦。”文件并写道，“战士因受封建道德法律观念的束缚，常把污水净水分不清。如因饥饿去偷了地主的庄稼，在中央军里开过小差，当土匪时抢过老财也当成污水来吐；相反地，也有的认为嫖娼赌博是‘合法’的行为（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所有这些糊涂观念应在吐污水中彻底打破，而代之以新的道德法律观念。”这些描述和评论，生动地展现出共产党力图通过诉苦来灌输的阶级话语与农民固有道德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的差距。）而通过逻辑推演、追挖苦根的归罪策略，将农民的苦难与地主阶级及其代理者国民党联系起来，进而从表达（诉苦）走向行动（斗争），则是诉苦领导者、发动者的职责所在。（注：来自云南的一个例子，堪称对这种归罪策略的出色运用。东营乡竹溪等7村的多数村民都曾在解放后参加过土匪活动，所以当工作组进村领导土地改革时，村中男子都跑到山中躲避，不敢来开会。工作组召集全乡积极分子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提出“把脸上的黑灰洗去，把［土匪］帽子还给地主”的口号，号召大家吐出“被地主和土匪压迫威胁去当土匪的苦水”。“揭去了‘土匪帽子’”的村民“情绪十分高涨”，向地主展开控诉斗争，控诉的基本内容是地主让自己当土匪，当了土匪害怕共产党，所以躲在山上不敢出来，耽误了生产等等。（参见《广通东营乡竹溪村群众积极起来了》，《土地改革中怎样发动群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6－27页）在此逻辑链条中，将当土匪的问题置换为地主压迫的问题，立刻使发动斗争的障碍变成了诉苦的有力武器，农民的一切苦难乃至自身的错误行为都成了地主的罪状，充分显示出土改工作组对动员策略的娴熟运用。）

六、结论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民众动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孔飞力认为，民众动员必须使用新技巧和新技术，刺激并疏导地方能量为经济发展和强化国家服务。（注：Philip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这种民众动员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已经被纳入地方自治主义者的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权和政党领导者所实践。但是正如论者所说，这些地方自治理论家和民粹主义者所要动员的对象，是地方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民众是“供别人玩政治游戏的棋盘，而不是游戏者”。（注：纪保宁：《组织农民：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府与乡村组织》，冯崇义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国民党以俄为师进行改组后，立意动员民众、发动国民革命，却很快呈现出“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的分工格局，即便在其执政以后也远未能深入控制农村基层社会。（注：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78、358页。）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革命，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有学者指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广大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赢得内战、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强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注：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北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2期。）山东分局的一份文件中，曾有“干部运动群众”的说法，（注：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1945/09），《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五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7－358页。）这在无意间道出了共产党群众运动的本质特征：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只有经过充分的启发和动员才能被激发起来，只有通过“运动群众”，方能形成“群众运动”。而共产党动员和组织效能的获得，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运作中的种种“权力技术”，（注：这里主要借鉴了福柯（Michel Foucault ）关于权力概念的定义，在他看来，“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相互作用中运作着。”（参见《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71页）这就将权力从实体（机构或个人）中解放出来，而赋予权力运作以重要地位，对权力的考察从而有可能由静态转向动态，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权力占有的制度格局转向权力运作的技术策略。）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技术和策略中，可以见到国家权力渗透和乡村权力变迁的微观过程。

本文正是从权力技术角度出发，对中国共产革命进行微观探讨的一种尝试。近代中国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从客观现实（苦难）到主观感受（苦感），再到具有明确指向的心理情绪（对国民党之仇恨和对共产党之爱戴），最终形成阶级意识、促发革命行动，这一过程并非自然形成，而须经革命政党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就民众动员目标的实现而言，诉苦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技术，而它之能行之有效，又有赖于各种微观策略的巧妙运用。诉苦领导者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这是话语的力量；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种种顾虑，这是组织的力量；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营造了苦大仇深的氛围、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这是情感的力量；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帐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这是理性的力量；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的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这是逻辑的力量。在共产党精心而高效的动员下，千百万农民群众一改谨小慎微、消极保守的传统形象，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的巨浪。由此，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彻底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p9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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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

发表时间：2016-11-17阅读次数：3344

内容提要：“新歌剧”《白毛女》问世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共即将改变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和政治路线的时刻，这使得《白毛女》受到中央的重视和推许，从而使《白毛女》一出现便占据文化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制高点。在抗战胜利后的“土改运动”中，《白毛女》成为文艺样板。中央重视的是《白毛女》的诉苦内容和动员功能，重视的是《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并要求文艺创作向《白毛女》学习，这使得“诉苦”成为“土改文学”的必备内容。共和国建立后，“诉苦”则在各种体裁和各种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其功能也多样化。                            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史称“五四指示”。这个指示首先指出：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泛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五四指示”接着指出：面对“各解放区”群众的此种行为，“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发出了骂声；一些“中间人士”也表示了怀疑；就是在中共党内，“亦有少数人感到群众运动过火”。 “五四指示”一开始就提出了面对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行为，党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而之所以出现“怎么办”的问题，是因为直接剥夺地主土地，意味着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和政治路线发生剧变。抗战时期，中共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前提是承认地主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而剥夺地主土地财产，则意味着对地主地权财权被否认，意味中共又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和政治路线。这当然是极其重大的变化。 怎么办？“五四指示”做出了很肯定的回答：   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予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依据下列各项原则，给当前的群众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在要求各地党委遵循的“各项原则”中，第一条是：“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2） 五月五日，毛泽东对“五四指示”做了审订并致信刘少奇：“此件略有增减，请酌”；“可用中等密码发出”；“关于宣传事项（不要谈土地革命等）请草一简电”（3）。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了“五四指示”。虽然实质上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但为了不给外界过于强烈的刺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一次没有用“土地革命”的名义，而称为“土地改革”。五月十三日，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宣传改变土地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共三条。第一条是强调“实现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对于“巩固解放区”、对于“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和军事进攻”是极其必要的，同时也是“正当与正义的”。但是，“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不要宣传土地政策的改变，不要宣传“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藉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紧接着是：   二、为了拥护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当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各地报纸应多找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应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动人的冤苦经过核对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以制裁。在文艺界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4）         中共中央在决定开始“土地改革”时，把《白毛女》树立为文艺创作的样板。《白毛女》后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与此当然有很大关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土改运动”即在中共的“各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更在全国范围内锣鼓喧天地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中，“新歌剧”《白毛女》一演再演。《白毛女》虽是歌剧，却能在理论上证明“土改”的刻不容缓和合理合法。同时，《白毛女》因为是歌剧，更能在感情上起着动员作用。在“土改运动”中，“动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需要动员广大农民起来与地主算账、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财产，也需要动员其他人员、包括城市中的市民、知识分子认同“土改”、支持“土改”。而文艺作品是情感动员的绝佳方式。中共中央虽然十分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但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将某部文艺作品树为标兵的情形，却很罕见。抗战结束后的“土改”，对于中共来说，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土改”能否成功地推进，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而《白毛女》能在“土改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所以受到中央的如此推许。 刘少奇是在强调“诉苦”的必要时提及《白毛女》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看重的是《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看重的是其控诉功能。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的指示，自然会导致“诉苦文学”的兴盛。“诉苦”，不仅仅在“土改”题材的创作中几乎成为必备的内容，也不仅仅在“土改”时期的创作中普遍存在，在“土改”结束之后，“诉苦”仍然是文艺作品的常见内容。可以说，《白毛女》出现后，“诉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二 《白毛女》真可谓应运而生之作。《白毛女》成为样板、标兵，并对此后文艺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与它出现于一九四五年春的延安，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早出现几年，出现在中共还不可能改变土地政策的时候，《白毛女》不会受到中共顶层的高度重视；如果晚出现几年，出现在“土改”已顺利展开之后，《白毛女》的政治意义也不会那么突出。出现在延安，所以能够立即进入中共顶层的视野，这一点也并非无关紧要。《白毛女》还有一层幸运之处，那就是问世于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它的首次演出，观众是毛泽东等党的领袖和参加七大的代表。它不需要经过一个从下往上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共中央在对“土地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时，把《白毛女》纳入了计划之内，或者说，把《白毛女》作为了一块材料，这使它一开始就占据了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的制高点。 《白毛女》其实首先把如何看待地主、如何对待地主以及如何在文艺作品中描写地主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 在如何看待和如何对待地主的问题上，中共的态度有过几次变化。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了武装割据，在自己的占领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六个字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也形象地说明了看待和对待地主的态度。这个时期，中共实行的是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在中共党史上，这个时期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革命”二字就说明了一切。“西安事变”后，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而开始了谈判。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5）。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后，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的“宣言”中，有一条是“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6）。改变“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变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变消灭地主为与地主结成统一战线，不仅仅是实现国共再次“合作”的条件，也是中共自身存在、发展所必需。一九四一年九月，时任中共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在《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中说：“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支持，需要广泛而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而敌后根据地（处在乡村）统一战线的两个主角则是地主和农民。农民是抗日的主力，抗日的支柱，而地主则是现在不可缺少和不能丧失的抗日同盟者。”（7）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看法，而是在阐释中央看待和对待地主的现行态度。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也强调：“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8） 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农民的财产权必须得到保障，地主的财产权也应该得到保障。如果按照这个原则评价《白毛女》，《白毛女》的政治合法性就不是十分充分。《白毛女》中，杨白劳因为欠了地主黄世仁的租和钱，所以才有黄世仁强迫杨白劳以喜儿抵租抵账之举。剧中的黄世仁的所作所为，当然是丑恶、残暴的，但收租收账这一行为本身，却是符合中共抗战时期的政策的。 抗战时期，中共把地主阶层作为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部分，并不意味着就不对地主进行斗争。对地主，是既斗争又联合，也就是所谓“一打一拉”。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对于“一打一拉”的实质解释得很清楚。这个“指示”首先强调，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实行了减租减息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指示”强调，“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对于“三三制”，毛泽东的解释是：“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9）一个地主如果赞成抗日而又并不反共，就有参与执掌政权的资格。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种既赞成抗日又并不反共的“开明绅士”。这个关于“策略的指示”指出，吸收“开明绅士”参与政权，是要让他们“觉得还有前途”，是要拆散他们与日本人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联合。 为了不让地主阶层与日本人和国民党“顽固派”联合起来，所以要对地主采取联合的政策。但仅有联合是不够的，同时也要有斗争。这个关于“策略的指示”是这样表述的：“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打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这个关于“策略的指示”还就减租减息的具体策略做了说明。关于减息，是这样强调的：“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如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凭农民自己处理，不应该规定息额，目前农民只要有钱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但于农民有济急之益。”（10）抗战期间，减租可以强制执行，因为地主的田地是明摆着的，无法隐瞒，也可以以法令的方式限制地主“夺佃”（所谓“夺佃”即拒绝出租田地）。但却无法强制减息，因为一个人有多少现钱，别人是无法知晓的。如果他认为息额过低，就可以拒绝出借，这谁也没办法。抗战开始后，由于各根据地强制规定息额，导致有钱人普遍捂紧钱袋，不再借出。民间借贷活动停滞，这首先对需钱应急的贫苦农民造成麻烦，甚至让他们陷于绝境。中央强调不应该由政府规定息额，听凭借贷双方商定，哪怕息额三分四分也不要干涉，实际上是默认了高利贷的合法，因为三分四分的息额，的确是高利贷了。 《白毛女》中，杨白劳一是欠了黄世仁的租，二是欠了黄世仁的高利贷。前面说过，按照中央的政策，杨白劳本有交租的义务。至于高利贷，也是借钱时杨、黄双方商定的，按照中央政策，也合法。所以，黄世仁的逼租逼债的方式虽然凶残、歹毒，但这“租”和“债”本身却是受法律保护的。                         三 当然，《白毛女》中黄、杨的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发生在中共到来并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之前。但既然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以后都承认收租和放高利贷的合法性，那黄、杨之间的租佃行为和借贷行为就仍然受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保护。何况，中共的减租，是指“今后”的租额必须下降，并不追究过去。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指示》也做了强调：“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11）。即便是按照减租后的租额，杨对黄的欠租，也只是一个额度过高而应该减低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应该一笔勾销的问题。 正因为抗战期间中共在自己的根据地对地主实行的是“一打一拉”而非一棍打死的政策，正因为既要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又要团结地主“共同抗日”，正因为既要迫使地主减租减息又要动员农民交租交息，所以，在理念上地主一般不是恶贯满盈、罪该万死，应予消灭的。各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在描绘地主形象时，当然也受这种中央精神的影响、制约。抗战期间中共各根据地文艺作品中的地主，往往是贪婪但并不贪得无厌；奸诈但并不丧尽天良；凶狠但并不蛇蝎心肠。对于这一点，沈仲亮在《在小说修辞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从峻青<水落石出>看解放区小说“地主”形象的嬗变》一文中，有这样的概括：“这一时期的‘地主’形象主要以懒惰、无赖、吝啬、贪婪、狡猾、阳奉阴违的面目示人。如《租佃之间》（李束为，1943）中的金卯、《红契》（李束为，1944）中的胡丙仁、《石磙》（韶华，1944）中的马三爷……等。他们贪图便宜、剥削劳动、偷奸耍滑，也搞些傻气十足的小破坏、耍点自以为是的小伎俩，这些缺点很容易和他们的个人性格结合起来，他们是可笑的、可厌的，但与十恶不赦的坏面貌还相差很远。”（12）这样的概括大体是准确的。 《白毛女》中黄世仁的出现，带动了文艺作品中地主形象的改变。《白毛女》是根据晋察冀边区河北西部某地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创作的。根据贺敬之的说法，《白毛女》所依据的“白毛仙姑”的故事，本身已经是一种“文学创作”：“这个故事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是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口，不断地在修正、充实、加工，才成为这样一个完整的东西。”（13）一九四四年，这个故事流传到延安，贺敬之等人便据此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一九四五年四月，《白毛女》在延安上演。 一九四五年春，世界历史面临着转折，亚洲历史面临着转折，中国历史面临着转折，中共的历史也面临着转折。这时候，在欧洲战场上，德国败局已定；在亚洲战场上，日本也徒然作垂死挣扎。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二月三日，已经获知此信息的毛泽东给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发来了电报，指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又指出苏联红军已经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大。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14）。这意味着，形势可能变得对中共很有利。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的成果之一，是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毛泽东的预见很准确，苏联果然直接介入东方事务，而这对中共当然是大好消息。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目前的时机是很好的。在西方，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即将胜利地结束了。在东方，反对法西斯日本的战争，也接近了胜利，我们现在是处在胜利的前夜。”这样的话语显示出毛泽东的好心情。一个旧时期即将结束了。一个新时期即将开始了。既然旧时期即将结束，旧时期的政策也便即将废弃了；既然新时期即将开始，新时期的新政策也就必须产生了。紧接着，毛泽东强调，在打败日本后，中国存在着“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国，或者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而“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力争光明前途，反对黑暗前途”（15）。这样的话语，则显示了毛泽东建设“光明”的“新中国”的政治雄心。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歌剧”《白毛女》上演了。据张庚回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次公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和参加七大的代表观看了演出。剧中，当喜儿被从山洞救出时，后台响起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闻歌起立、热烈鼓掌。率先起立的，应该是毛泽东。在这样的场合，毛泽东不站起来，其他人不宜起身，而毛泽东起立了，其他人当然也会跟着。刚刚在七大开幕式上强调过“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的毛泽东，有理由为“旧社会”与“新社会”、“人”与“鬼”的对比而兴奋。这样的戏，出现得真是时候。眼下太需要这样的文艺作品了。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张庚说：   意见一共有三条：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传达者并且解释这些意见说：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所谓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斗争的问题。这个戏反映了这种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起来，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很快广泛地流行起来的。不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他，这反映了作者们的右倾情绪，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广大观众一定不答应的。（16）         中央首先肯定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什么“时宜”呢？就是抗战胜利后的“时宜”。抗战时期，理论上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地主阶层也是团结的对象。抗战胜利，意味着阶级矛盾再次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因为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阶级矛盾就主要体现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就主要体现为农民与地主的斗争。抗战的胜利，当然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终结。既然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地主当然就不再是团结的对象，而是斗争的主要目标。一九四六年五月，陈毅在论及如何执行中央“五四指示”时指出：“减租减息政策本身是带有妥协性的”（17）。减租减息、承认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抗战时期的政治妥协，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抗战胜利了，妥协便变得没有必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也必须被“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所取代。 而《白毛女》在这样的时候登场，对于唤醒和强化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对于动员广大农民与地主做斗争，对于让社会各阶级理解、认同新一轮的土地革命，都有重大意义，所以，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袖的赞赏。不过，认为作者没有让黄世仁被枪毙是因为有“右倾情绪”，却是一种不公正的批评。贺敬之等人的思想还受着抗战时期中央对待地主政策的影响，不敢把黄世仁往死里写。没有枪毙黄世仁这一点，虽不适合抗战胜利后的“时宜”，却是适合抗战时期的“时宜”的。                            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看重《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十分看重《白毛女》的控诉功能。此后的“土改运动”中，诉苦成为常用甚至必用的动员手段。“土改”工作组在任何一个村庄发动群众起来与地主做斗争时，总是先开诉苦大会。这当然不是说，中央是从《白毛女》中懂得了诉苦的动员功能。实际上，群众性的诉苦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在井冈山地区“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时，毛泽东就发明了诉苦大会这种动员形式。当年跟随毛泽东闹革命者回忆了在湖南酃县中村分田的情形：分田以前，工农革命军师委和中共酃县县委在中村的圩头开了一个“军民诉苦大会”，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会上讲话，号召穷苦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刘寅生等十几个贫苦农民在会上发了言、诉了苦。“会后，斩杀了两个土豪劣绅”（18）。诉苦作为一种动员形式，本是毛泽东十几年前的政治创造，而《白毛女》强烈的诉苦色彩，可能唤醒了毛泽东的记忆。毛泽东为《白毛女》起立鼓掌，实在很有道理。 所以，虽然不能说是《白毛女》使中央领导人懂得了诉苦的重要性，但却可以说是《白毛女》提醒了中央领导人在新一轮的土地革命中，必须充分发挥诉苦的动员作用。此后，诉苦运动始终伴随着“土改运动”，诉苦运动总是“土改”的序曲、前奏。在中央的布置下，各地党委都很重视以诉苦的方式发动群众。例如，中共西北局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发出的《关于修正土地征购条例的指示》中强调：“征购必须与群众诉苦清算斗争结合起来。诉苦诉得越深越好，群众就越能发动，觉悟越加提高。”（19）又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在《关于太行土地改革的报告》中说，在旧历年关，武安县四千多农民代表一齐进城，斗争住在城里的地主，“全城到处开起了‘诉苦会’”（20）。 “土改运动”开展起来后，“各解放区”的文艺创作，面貌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诉苦，出现于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戏剧，都争写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苦难，地主也变得凶残之极、歹毒万分。“诉苦文学”大潮中的作品，不少都能看到《白毛女》的影子。可以说，许多这类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仿效了《白毛女》。一九四六年九月，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解放日报》发表，也轰动一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撰文，热情赞许（21）。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极口称颂。《王贵与李香香》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青年农民王贵父亲因为交不起地主崔二爷的租子，被崔二爷鞭打而死；王贵则被李家收养，并与李香香相爱；荒淫的崔二爷早就打起了李香香的主意，在王贵参加革命时逮捕了他，欲置之死地；在爱情的作用下变得十分勇敢的李香香给游击队报信，王贵获救；王贵与李香香终于洞房花烛。这样的故事情节，明显与《白毛女》有承袭关系。《王贵与李香香》写了穷人的穷而善、富人的富而恶。“羊肚子毛巾包冰糖，虽然人穷好心肠”，这是说李香香的父亲李德瑞。而地主崔二爷则是：“一颗脑袋像山药蛋，两颗鼠眼笑成一条线”；“县长面前说上一句话，刮风下雨都由他”。更写了穷人的苦难和贫富的差距：“掏完了苦菜上树梢，遍地不见绿苗苗。百草吃尽吃树杆，捣碎树杆磨面面。二三月饿死人装棺材，五六月饿死人没人埋。”而崔二爷则是“窖里粮食霉个遍”。崔二爷凶恶之极、歹毒之极、残暴之极，在穷人不断饿死时，还逼租不止。王贵的父亲交不起租，竟被活活打死。十三岁的王贵则被迫成了崔二爷家的“没头长工”。可以说，《王贵与李香香》中崔二爷的形象，脱胎于《白毛女》中的黄世仁。 这时期，以“诉苦”为诗题而载入史册的诗歌，就不止一首。唐�、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述了这时期的“工农兵群众诗歌创作”，特意介绍了诗歌《赵清泰诉苦》。在诉苦会上，赵清泰悲愤地唱道：“同泰会呀！吃人虫呀！真可恨呀！你逼死我九口人呀！今天反了同泰会呀，明天打了我黑枪也甘心呀！”（22）一九四七年，《晋察冀日报》发表了长篇叙事诗《王九诉苦》，也产生轰动效应，作者张志民也一举成名。《王九诉苦》中的孙老财是：“进了村子不用问，大小石头都姓孙”；“孙老财算盘劈扒打，算光一家又一家。”而王九的苦难是：“我双手捧起那没梁的斗，眼泪滚滚顺斗流。量了一石又一石，那一粒谷子不是血和汗。”“我王九心像钝刀儿割，饭到嘴边把碗夺。”“长工三顿稀汤汤，树叶馍馍掺上糠。划根洋火点着了，长工的生活苦难熬。” 峻青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的小说《水落石出》，也有着标志性意义。《水落石出》中的陈云椎，本是“抗日民主政权”所认可的“开明绅士”，是“三三制”中的一个“三”，但小说却让其最终露出了恶霸地主的“真面目”。从开明绅士到恶霸地主，陈云椎这个人物形象的变化，反映的是历史潮流的变化、是政治局势的变化，是政策策略的变化。所谓“开明绅士”本是抗战时期的称谓；授予一些本来也是地主的人以“开明绅士”的称号，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策略。现在，阶级矛盾已经取代民族矛盾而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已经终结，本来也是地主的人头上的“开明绅士”帽子必须摘掉，而还其作为地主甚至恶霸的“本来面目”（23）。 “土改运动”兴起后，出现了大量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这类作品如今被研究者称作“土改小说”。在“土改小说”中，诉苦大会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场景，所以，“土改小说”往往是一种诉苦文学，或者说，首先表现为诉苦文学。“土改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都浓墨重彩地写了诉苦大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两部长篇小说，写作时间大体相同，也都问世于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诉苦大会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群众控诉地主钱文贵让自己遭受的苦难，但钱文贵不在场。诉苦者“接着一个一个的上来，当每一个人讲完话的时候，群众总是报以热烈的吼声。大家越讲越怒，有的人讲不了几句，气噎住了喉咙站在一边，隔一会儿，喘过气来，又讲。”领导土改的干部“觉得机不可失，他们商量趁这劲头上把钱文贵叫出来，会议时间延长些也不要紧，像这样的会，老百姓是不会疲倦的。”于是，钱文贵被民兵押到了会场，头上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跪在地上的钱文贵“头完全低下去了，他的阴狠的眼光已经不能再在人头上扫荡了。高的纸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地弯着腰，屈着腿，他已经不再是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面对钱文贵，新一轮的诉苦开始了，新一轮的高潮出现了：“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痛苦，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们恨不能吃了他。” 《暴风骤雨》中的诉苦内容更为饱满。诉苦大会是群众集体性地诉苦。穷人还可以单独诉苦，例如，在土改工作组的干部“访贫问苦”时，就可以听到穷人的哀叹、哭泣和控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都既写了穷人的单独诉苦，又写了集体性诉苦，而《暴风骤雨》在两方面都写得更为充分。《暴风骤雨》第一部主要写穷人与地主韩老六斗争，第二部主要写穷人与地主杜善人的斗争。在第一部，穷人开斗争会，面对面地控诉韩老六的场景就多次出现。最后一次的诉苦会是在韩老六家的院子里的召开的。会前，妇女小孩都唱起了新编的歌：“千年恨，万年仇，共产党来了才出头。韩老六，韩老六，老百姓要割你的肉。”这一次的诉苦会后，韩老六被拉出去毙了。                       五 所谓“诉苦”，是指诉说过去的苦难、控诉那让自己受苦受难者。共和国成立后，文学中的诉苦更为普遍化，其功能也多样化。 现实中的诉苦运动是“土改运动”的一部分。诉苦，一开始是与“土改”紧密联系着的。在“土改运动”中发动群众诉苦，是为了土改的顺利开始和深入进行，诉苦发挥着政治动员的功能。共和国成立后，“土改运动”在更大的范围内更为波澜壮阔地展开。以土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然也不少，其中又以小说最具代表性。这一类作品，仍然继承了此前土改小说的诉苦传统，诉苦也仍然承担着政治动员的使命。但是，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诉苦的政治意义首先在现实生活着发生了变化。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忆苦”是经常性的政治活动。“土改运动”中，“诉苦”与“清算”是连在一起的，诉苦的目的是为了“清算”地主的罪恶、“清算”地主的欠债。共和国成立后，“忆苦”是与“思甜”连在一起的，回忆“旧社会”的苦难，是为了更加珍惜“新社会”的甜蜜。所以，“忆苦思甜”取代了“诉苦清算”，而诉苦文学则变成了忆苦文学。不过，“忆苦”不过是“诉苦”的别名，或者说，忆苦仍然是一种诉苦。 在一九四六年开始的“土改运动”中，《白毛女》就具有了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在共和国成立后并未减退。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占领一地，就一场接一场地演出《白毛女》。一九六三年问世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写的是解放军进占上海时的故事。剧中，《白毛女》的象征功能就很明显。《霓虹灯下的哨兵》布景是上海南京路。第二场的背景是南京路上华灯初上时。摩天大楼上霓虹灯光闪闪烁烁，霓虹灯组成的《白毛女》演出海报和美国电影《出水芙蓉》广告，成形强烈对照。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对照，是“腐朽”与“新生”的对照，是新旧社会的对照。《白毛女》与《出水芙蓉》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背景，还进入了故事，成为剧情的一部分。卖报的阿荣吆喝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遭到敌视“新社会”的非非的挖苦。剧中，解放军战士童阿男思想出了问题，周德贵和童妈妈以诉苦的方式对童阿男进行“阶级教育”。老一辈以诉苦、忆苦的方式教育思想出了问题的年轻人，是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间文学作品里的常见情节。 在“文革”前十七年间的文艺作品里，诉苦、忆苦已经是相当多见的现象，到了“文革”时期，此种现象则更为普遍。在“革命样板戏”中，诉苦、忆苦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剧情。《智取威虎山》中第三场是“深山问苦”。杨子荣等人来到了常猎户家中，猎户父女本不想提及过去的伤心事，杨子荣则一再启发父女忆起过去的苦难，一再鼓励、催促这父女说出过去的苦难，这样，小常宝终于开始了控诉：“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娘啊！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从此我充哑人女扮男装。/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一九七0年七月演出本）杨子荣启发猎户父女回忆过去的苦难、鼓励和催促他们说出过去的苦难，是为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强化他们的阶级意识，这仍然承袭的是“土改运动”中诉苦清算的传统。不过，像这种承袭“土改运动”中“诉苦清算”传统的现象，在“革命样板戏”中并不多见。诉苦在“革命样板戏”中通常已发挥着新的功能。 在“革命样板戏”中，英雄人物必定苦大仇深。苦大仇深是成为英雄的条件。因为苦大仇深，所以革命意志无比坚定。所以，在“革命样板戏”中，总要提及英雄人物所受的苦难，或者自诉，或者由他人代诉。《红灯记》第五场是“痛说革命家史”，李奶奶已经诉说到了李玉和的苦难。第八场，李玉和与李铁梅狱中相见，李玉和又唱道：“无产者一生奋斗求解放，/四海为家，穷苦的生活几十年”（一九七0年五月演出本）。长期的“穷苦生活”是成为“刚强铁汉”的原因。《智取威虎山》第四场“定计”，参谋长决定派杨子荣“扮土匪钻进敌心窃”，理由是：“他出身雇农本质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正因为受过很多苦，所以“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江青们虽然彻底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但“革命样板戏”其实在不少方面仍然承袭着“十七年”的传统。英雄人物在生死关头、紧要时刻须诉苦，这也是“十七年”时期的文艺传统。例如，问世于一九六0 年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第四场是英雄人物韩英与母亲在狱中相见。彭霸天让韩母和韩英牢房相会，是希望韩母劝说英召回赤卫队，向保安团投降，否则天亮后即将韩英处死。走进关押韩英的牢房，见韩英遍体鳞伤，韩母也曾“悲恸万状”。知韩英如不召回赤卫队便会被处死，韩母也感到了“两难”：“如今我儿遭灾殃，/为娘怎能不心伤！/彭霸天，黑心狼，/要逼你写信去召降。/你要是写了，/怎对得起受苦人和共产党；/你要是不写，/明天天亮你……就要离开娘！/儿呀，儿呀！/为娘怎能看着我儿赴刑场！/心如刀绞，/好似乱箭穿胸膛！”对此，韩英有一番长长的回答：“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娘说过二十六年前，/数九寒冬北风狂，/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强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那洪湖上。/那天大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没有钱，泪汪汪，/撕块破被做衣裳。/湖上北风呼呼响，/舱内雪花白茫茫，/一床破絮象渔网，/我的爹和娘，/日夜把儿贴在胸口上。/从此后，/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日夜辛劳在洪湖上。/狗湖霸，活阎王，/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爹爹棍下把命丧，/我娘带儿去逃荒。”韩英以诉苦的方式说服母亲接受自己的慷慨就义，以诉苦的方式证明自己必须意志坚定、视死如归。 诉苦、忆苦也是阶级认同的方式。“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中，既有吴清华的诉苦，也有连长替党代表洪常青诉苦。该剧第二场是“诉苦参军”。党代表洪常青也是恳切地鼓励吴清华诉说自己的苦难：“清华，这都是你的阶级姐妹，和你一样，祖祖辈辈，当牛做马！有什么苦，有什么恨，你就对大家说吧！”于是，吴清华开始了控诉：“十三年，一腔苦水藏心底，/面对亲人，诉不尽这满腹冤屈。/南霸天凶残歹毒横行乡里，/逼租讨债，打死我爹娘，抛尸河堤！爹娘啊！…… /硬抓我这五岁孤儿立下一张卖身契，/从此锁进黑地狱，/每日浑身血淋漓！/睡牛棚，盖草席。/芭蕉根，强充饥，/两眼望穿天和地，/孤苦伶仃无所依。”党代表洪常青鼓励吴清华诉说自己的苦难，是为了唤起吴的“阶级仇恨”、启发吴的“阶级觉悟”。在第三场，吴清华因为报仇心切，提前开枪，致使南霸天逃脱，于是有了第四场“教育成长”。吴清华强调“我跟南霸天有两代的血海深仇”，连长便开始了对吴清华的“阶级教育”：“光知道你有仇哇你有恨，/无产者哪个不是苦出身？”在列举了小菊、周英的苦难后，连长强调党代表洪常青“更是苦大仇深”：“党代表生长在海员家庭，/受尽了剥削压榨、苦痛酸辛。/他的娘惨死在皮鞭下，/十岁当童工，父子登海轮。/仇恨伴随年纪长，/风浪中磨练出钢骨铁筋……”（一九七0年五月演出本）连长替洪常青诉说苦难，是为了告诉吴清华“翻开工农家史看，/冤仇血泪似海深”，是为了让吴清华明白工人农民是一家人，属于同一阶级阵营。以诉苦的方式实现工农的阶级认同，在《杜鹃山》中也有表现。雷刚的自卫军都是农民，他们不知道党代表柯湘是何出身，当柯湘说自己“风里来，雨里走”时，罗成虎“意外地”问：“你也是穷苦出身？”于是柯湘开始了诉苦：“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牛。/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识冬夏与春秋……”（一九七三年九月演出本）柯湘是要以苦难证明自己与自卫军是同一类人。 《白毛女》出现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因而对此后几十年间的文艺创作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后几十年间。诉苦、忆苦在文艺作品中的普遍存在，与《白毛女》有着一定程度的关系。                                       2014年11月27日凌晨 注释： （1）（3）见《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下�第42页。 （2）（4）“五四指示”内容见《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53页。 （5）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第120页。 （6）见《解放》（周刊）第18期，1937年10月2日。 （7）（8）（11）（17）（19）（20）见《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页，第83页，第87页，第259页，第335页，第372页。 （9）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0）《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内容，见《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87―88页。 （12）沈仲亮：《在小说修辞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一期。 （13）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贺敬之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一版。 （14）见《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中卷，第576页。 （15）《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开幕词》，见《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16）张庚：《回忆延安鲁艺的戏剧活动》，见《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刘增杰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468页。 （18）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第203页。 （21）陆定一：《读了一首诗》，见《解放日报》1946年9月28日。 （22）唐�、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第三册，第254―255页。 （23）参见孙仲亮《在小说修辞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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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沛县发布 2021-08-24 17:31

邮箱:peixianfabu@126.com1949 年4月，根据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第一次土改”基础上，沛县进行“第二次土改”。到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示实行土地改革应具有环境稳定、群众要求和干部具备等3个条件。沛县从 1950年10月开始，在中共滕县地委的领导下，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在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主要经历培训骨干掌握政策、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诉苦大会和反霸斗争、分配胜利果实和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5个阶段。一、培训骨干掌握政策1950 年，沛县干部相对缺乏，还不具备进行全面土改的条件。沛县县委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发动组织群众进行冬耕，开展群众性冬季副业生产，创造条件逐步转入土改工作。1950年10月10日，沛县县委召开全县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10月28日，沛县县委举办为期20天191名县、区、乡干部参加的第一期训练班，学习《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土改的目的，了解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提高对不动富农财产意义的认识，领会土改中依靠一切反封建力量的重要性。1950年12月8日，沛县县委决定由县委书记唐军、第一副书记杨桂材、县长郝守谟等人负责全县土改运动。区、乡、村也分别成立土改工作队，集中领导、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全力以赴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为搞好这次土改，沛县县委专门选派50名干部参加滕县地委举办的土改工作培训班。12月19日，沛县县委召开区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华东局土改试点经验和提前完成土改工作的措施，修正补充沛县土改工作意见，明确“放手发动群众，既稳且快地达到彻底消灭封建经济剥削制度与政治统治，树立群众优势”的土改工作方针，统一土改工作程序。12月21日，沛县县委作出《关于提前完成土地改革的补充意见》，决定1951年1月底前在全县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为此，组织790人的土改工作队，进驻各区、乡、村。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沛县县委紧紧依靠贫雇农和农民代表，把政策标准和要求交给农民，先由农民自己去衡量，自报阶级成分，再由工作队制定内定方案，逐户对照，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的标准逐户划定，最后张榜公布到户。二区张洼乡干部大公无私，严格按照标准，准确划分阶级成分，合理分配土地、财产，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促进贫雇农、中农的紧密团结，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器张气焰。土改工作中，沛县县委注重发挥农协、妇联、青年团、儿童团、姊妹团等群众团体作用，多方配合，研究和解决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密切工作队与干部群众的关系，保证运动的顺利开展。三、诉苦大会和反霸斗争为保障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沛县县委决定以乡为基点、以村为单位组织诉苦大会，让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控诉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据统计，全县召开诉苦大会2094次，参加诉苦的农民1.5万余人，受教育农民29万人。全县各地的诉苦斗争热火朝天，许多中农开始转到广大贫雇农一边，向恶霸地主开展斗争，一些富农也参加了对地主的斗争。广大农民由诉个人之苦转为诉阶级之苦，由诉受地主剥削压迫之苦转为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在广泛发动群众、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全县大力开展反霸斗争。在全县3329个地主分子中，召开斗争大会2150次，斗争地主2718人，清查出杀人犯和1946年土改后反攻倒算的反革命分子146人予以就地正法，逮捕法办627人，其中112人被判重刑、242人被实行群众管制，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统治基础，全县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土改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四、分配胜利果实土改运动中，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财产，归广大贫苦农民所有。以村为单位对地主的财产逐一登记造册，反复核实后张榜公布。各村根据农民占有财产情况，除留给地主保证其生活生产资料外，其余全部没收。在分配土地时，由农民代表、土改工作队和农协负责人共同到田间地头丈量核实，按分配方案逐户定界。房屋分给无房和缺房户，粮食按贫雇农人口平均分配。这次土地改革，全县没收地主土地19.6万余亩、粮食362万余斤、房屋1.6万余间、牲畜3439 头、农具2.3万余件、场园 5144 亩、大车 1304辆。全县32330 户216155名少地无地农民分得土地，贫雇农人均耕地由土改前的1.32亩上升到2.02亩。五、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为保护土地所有权，1950年12月在全县开展土地登记和颁发土地证工作。土地登记的方法是以乡或村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颁发土地证的意义作用、办证领证手续及应注意的事项，宣布已经确定土地房产权的限期办理申请领取土地证手续。各村召开农户会议，由户主自报已经确定分得土地的块数、亩数、界址、四至等，与会人员互相认定，统一填写证书，经村初审，再经乡审盖章，报县备案。为加强对发证工作的领导，县、区分别成立发证整籍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1名，委员会成员 5—7人，由民政、粮食、农税、财政、农委抽调干部组成，同时吸收村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和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参加，坚持“大家事，大家办”的原则，逐村逐户办理。土地证的费用按3种标准征收，耕地（包括菜园）每亩征收秋粮3.5斤，宅基地、场园每亩征收秋粮7斤，有收益的非耕地及劣级地、无固定收入的水洼地每亩征收秋粮2斤。1951年9月，沛县县委、县政府根据全县土改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土改工作复查和补课，纠正运动中出现的偏差。1951年底，全县发证工作基本完成。1952年5月1日，全县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伟大斗争，是确立贫雇农在农村中阶级优势的政治变革，也是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一次大革命。这场运动，全面摧毁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彻底废除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供稿：沛县县委党史工委版 权 说 明如需转载本公众号内容：1.须保持图文完整，拒绝任何形式删改；2.完整标注版权；3.未按此规定转载的，本公众号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原标题：《学党史 | 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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