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pie苹果版钱包|市舶司什么时候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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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9 23:53:55

市舶司_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市舶司[shì bó sī]播报讨论上传视频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市舶司是中国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海关。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在宋代出现，以及在明代早期达到巅峰时期。 [5]唐玄宗开元间（713年—741年），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宋元海上贸易发达。明清两朝反复“海禁”。明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销全部市舶司，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下旨除粤海关外，撤销所有其他海关，是为“一口通商” [1]。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昔日的古港雄风已经不在，现存的市舶司遗址上还是可以窥见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外贸史。中文名市舶司存在时间唐、宋、元、明初功能管理海上贸易、抽分所属国家中国目录1机构简介2机构职责3历史沿革▪唐朝▪宋代▪元代▪明代4四夷朝贡机构简介播报编辑西汉时期，汉武帝郡县四至，七次巡海，凭借海路拓宽海贸规模，“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汉朝发达的海上贸易更是催生了临淮海贼的出现。内地沿海地区经历孙吴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至唐朝杜环、杨良瑶、达奚弘通往返西洋，沿海地区逐渐形成重海贸、流行学习诸蕃外语和追逐海外时尚的风俗传统，所谓“巷南巷北痴儿女，把臂牵衣学蕃语。”即此种海贸风俗的体现。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土塔》记载，当时南印度有一座中国人建的土砖塔，“高数丈”。塔上还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咸淳三年是公元1267年，已经到了南宋末期。这说明，一直到南宋晚期，中国到印度去的商人仍然不少。“有港曰新嘉坡，华人自唐以来已侨寓其地。（颜斯综南洋蠡测云星忌利坡按即新加坡对言）。有唐（人按此唐人系中国人，非指唐朝人也）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乃其证也。”中原王朝面对越来越兴盛的海外贸易，开始着手海外贸易的规范化，促使市舶司的出现。《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 [3]机构职责播报编辑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唐时对外开放，外商来货贸易，广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国家在此设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节度使兼任。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末逐渐萎缩。清时设海关而废市舶司。其职掌检查进出船舶蕃货、征榷、抽解、贸易诸事。历史沿革播报编辑唐朝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抽分，是市舶司的前身。宋代北宋开宝四年（971）设市舶司于广州，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陆续于杭州、明州（今属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属青岛胶州） [2]设立市舶司。除广州市舶司外，其余几处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废。三年，宋朝廷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设市舶务。北宋中期以前，各处市舶机构皆称为市舶司。北宋末大观元年（1107）始将各处管理外贸的机构改称“提举市舶司”，而将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称市舶务。南宋前期，两浙、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通称“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罢两浙路市舶司后，原属两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机构只称“场”或“务”。福建、广南东路市舶司设在泉州﹑广州，下设场、务。南宋建炎二年（1128）复置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从此，又恢复了两浙、福建、广南东路三处市舶司并存的局面。干道二年（1166），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宋代市舶官制变化十分频繁。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和负责地方财政的转运使共同领导，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体事务。元丰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长官的市舶兼职，而由转运使直接负责市舶司事务。后又专设提举官。南宋时，各处市舶司曾一度并归转运司，或由提点刑狱司、提举茶事司兼管，但为时不长。两浙路各处市舶务的“抽解职事”由地方官负责。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仍设“提举市舶”一职。市舶司宋代没有关于市舶制度的统一、完整的规定，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即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主持祈风祭海。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四十二万缗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统治危机深重，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岁入一千万缗，市舶收入达一百五十万缗。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兴国二年（977）初置香药榷易署，当年获利三十万缗。宋代的造船业比较发达，所造海舶载重量可达五千石（三百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广泛应用于航海，还出现了记载海路的专书──《针经》。与宋王朝有海上贸易的达五十个国以上，进出口货物在四百种以上。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宝物、药材及纺织品等，出口货物主要是纺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制品等。宋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南宋时期更是如此。对市舶司中能招徕商舶的有功人员，往往给予奖励，对营私舞弊的行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元代市舶司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廷在攻取浙、闽等地后，立即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属浙江海盐）四处港口设立市舶司。后来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经过裁并，到13世纪末，只在庆元、泉州、广州三处港口设置。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辖。每司设提举二人，从五品。元朝政府曾在中央设立泉府司（院），管理替国家经营买卖的商人，同时也经管市舶事务，但为时不长。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根据舶商的申请﹐发给出海贸易的证明（公验﹑公凭）﹔对准许出海的船舶进行检查，察看有无挟带金﹑银﹑铜钱﹑军器﹑马匹﹑人口等违禁之物﹔船舶回港途中，派人前去封堵（封存货物），押送回港﹔抵岸后，差官将全部货物监搬入库，并对全体船员进行搜检，以防私自夹带舶货；将舶货抽分，细色（珍贵品）十取一，粗色（一般商品）十五取一。后改为细货十取二，粗货十五取二。另征收舶税，三十取一。之后，发还舶商自行出售。对于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市舶司也采取类似的管理办法。市舶司的收入甚多﹐仅至元二十六年﹐就向元政府上交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当时人说市舶收入是“军国之所资”，可见它在元政府财政开支中占有重要地位。市舶司初建时，一般均沿用南宋制度，日久弊生，严重影响市舶收入。至元三十年﹐元政府制订了“整治市舶司勾当”的法则二十二条。延佑元年（1314），又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二十二条。这两个法则，对市舶司的职责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增加更多收入。元代的市舶法则比宋代更为严密，说明封建国家在管理海外贸易方面已经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但是贵族官僚常常带头破坏规定，使它流于空文。元代见于记载的与中国建立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一百个以上，东起日本﹑高丽（今朝鲜），西至东北非和西南亚。进口的舶货，种类繁多。据庆元市舶司的资料，细色一百三十余种，粗色约九十种，共两百二十余种，主要是香料﹑药材﹑布匹﹑宝物等。经市舶司允许出口的货物有纺织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海外贸易的开展，有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市舶司的设立，使海外贸易趋于制度化，初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市舶司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存在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端，往往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开展，元代中期以后特别明显。明代市舶司明代沿袭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置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属下吏目一人，从九品。提举或特派，或由按察使和盐课提举司提举兼任。市舶司隶属于布政司。因此税收大权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长官手中。直至明末，采取了定额的包税制，才改由提举负责征收。吴元年（元至正十二年，1367）设市舶提举司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今江苏太仓附近），并建立抽分所。洪武三年（1370）以太仓逼近京城改设在广东广州﹑福建泉州（后移至福州）﹑浙江宁波各一司。在广东的是专为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满剌加（马来西亚）﹑真腊（柬埔寨）诸国朝贡而设，在浙江的是专为日本朝贡而设，在福建的是专为琉球朝贡而设。七年上述三司曾经一度废止。永乐元年（1403）又在广州设怀远驿，在泉州设来远驿，在宁波设安远驿，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国贡使及其随员。广东怀远驿规模庞大，有室二十间。广东市舶司命内臣提督。六年，为了接待西南诸国贡使，又在交趾云屯（今越南广宁省锦普港）设市舶提举司。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广东市舶司迁至高州电白县（即今电白电城镇），随着市舶司的迁移，对外贸易港口也发生了变化。从正德至嘉靖几十年间，电白港的“市舶贸易”很为繁盛。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罢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广东一司，不久亦被废止。直到三十九年，经淮扬巡抚唐顺之的请求，三司才得到恢复。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抚刘畿的请求，又罢。福建一司开而复废，至万历中始恢复。自此以后，终明之世，市舶司无大变动。四夷朝贡播报编辑得到明室发出勘合的藩属国，经泉州和宁波等三个通商口岸通商，向明朝市场输入了舶来商品，如芦荟。根据学者估计，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贸易利益，最少为黄金二十万两，白银上千万两，是宋元两代市舶司收入的十几倍。 [4]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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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古｜宋朝的市舶司

2021-04-05 11:32

文｜陈忠海中国古代对外贸易起步很早，但隋唐之前该项事务多由所在地方行政官员进行管理，朝廷没有设立专门机构。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外贸易激增，朝廷意识到实行统一管理将促进贸易活动，同时也增加朝廷收入，市舶使、市舶司于是应运而生。源自唐朝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外经济交往自古以来就很频繁，汉代的商船可远达印度东南海岸，与印度半岛、马来半岛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三国时期，曹魏在北方与日本有经贸往来，孙吴在南方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有贸易联系。不过当时海外贸易总量有限，在贸易形式上，除一部分商业性贸易活动外，官方贸易主要以朝贡方式进行，也就是各国派使臣携带物资来中国朝贡，中国皇帝以赏赐名义将产自中国的货物交给各国使臣运回，从贸易角度看相当于物物交换。隋朝之前，商业性海外贸易一般称“市舶”，进贡性质的海外贸易称“贡舶”。隋炀帝在洛阳定鼎门外设四方馆，接待东西南北四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该馆隶属鸿胪寺，下面分设使者四人，其中南蛮使者主要负责南方地区对外交往，包括“市舶”“贡舶”在内的海外贸易名义上都由四方馆管理。不过，四方馆设置原则是“量事繁简，临时损益”，加之隋朝存续时间不长，所以海外贸易的管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还不能把四方馆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海关。唐朝中期之前，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南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随后兴起，逐渐成为中外贸易交流的主通道。在此背景下，海外贸易管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改革，唐高宗显庆六年（661）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总管海路方向的邦交和外贸，包括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为宫廷采购外国货物以及管理海外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等。在此之前，海外贸易实际上由各地方的行政官员兼管，新设的市舶使则由专官充任。市舶使设立后，唐朝政府虽然介入了海外贸易事务，但并没有把关税作为朝廷的一项重要税收看待，设置市舶使的初衷更多是为皇家采购海外舶来的奇珍异品，所以市舶使在管理上多“拱手监临大略而已”，唐朝政府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当时海外客商在广州的指定区域可“列肆而市”。五代十国期间，割据在东南的各政权大体也承袭了唐朝的做法，设立有博易务、榷货务、榷利院等机构，职权与市舶使一样，负责管理和发展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这样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宋朝。垂直领导北宋建立后致力于发展经济，商业活动越来越发达，其中尤以江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拥有河港、海港达100多处。宋朝政府意识到商税在增加朝廷财政收入中的重要作用，为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在广州设市舶司，宋太宗瑞拱二年（989）、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又分别设市舶司于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之后温州、泉州等地的市舶司也相继设立，在一些较小的港口则设立市舶务或市舶场，它们的共同职责就是管理对外贸易。一开始，宋朝政府仍采取“州郡兼领”的办法管理市舶司，由地方官员充任市舶使，《宋会要辑稿》记载：“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首任广州市舶使的就是同知广州的潘美和尹崇坷。宋神宗继位后朝廷重视“理财”，经济领域里的常平、坑冶、茶马等职能相继独立，这些领域“俱号监司”，相继实行了“垂直领导”。在此背景下，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海外贸易体制再次改革，《宋会要辑稿》记载：“尚书省言，广州市舶条已修定，乞专委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运召陈倩，两浙以转运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举推行，倩、子京兼觉察拘栏。其广南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免除地方长官的市舶兼职﹐改由“专委官”的运转使直接负责市舶司事务。宋徽宗时，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问题更加突出，朝廷财政压力增大，为增收收入，宋徽宗在经济领域广泛推行“专置提举制”，即由朝廷派人直接管理各项重要经济事务，在这种背景下成立了提举市舶司，也简称为“市舶司”，长官称“提举市舶”，相当于朝廷的“派出机构”。此举施行后，朝廷对海外贸易活动的控制和管理进一步加强。从北宋到南宋，经过多次整合、撤并，所设置的重要市舶司共有4处，其中广南路广州市舶司设置最早，存在时间也最长，其他还有两浙路杭州市舶司、福建路泉州市舶司和京东路密州市舶司等3处。没有设置市舶司但同样较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则设市舶务、市舶场等，相当于各市舶司的下属机构。对于市舶机构体制变化的过程，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总结：“旧制虽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领；元丰中，始令转运使兼提举，而州郡不复预矣；后专置提举，而转运亦不复预矣。”上述变化，反映出唐宋以后中国海外贸易越来越繁荣，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同时也反映出朝廷对海外贸易带来的收益越来越重视。经过多次改革后的市舶司，已经初步具备了海关的职能。抽解博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市舶改革中所推出的《市舶条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独立的海外贸易法，其中详细规定了市舶司的职守和相关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外贸船只必须在相应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出海，否则以违令论罪；回舶船只必须回到原发舶地登记，抽解纳税；各市舶司负责管理本区域内相应的外国朝贡船舶、贡使及其活动，为减少成本，各国进贡物品一般不再运送京师，而就地变卖；对市舶领域内的违令、犯罪行为实施严厉打击，遇朝廷大赦也不减刑免刑。随着市舶管理的规范化，市舶司内部体制也固定下来。市舶司的主要官员一般有4人，分别是提举市舶司、监官、勾当公事、监门官，其中提举市舶司即通常所说的市舶使，是市舶司长官，负责全面工作；监官主管“抽买舶货，收支钱物”；勾当公事也称“舶干”，主持市舶司日常杂务；监门官主管市舶库,“逐日收支，宝货钱物浩瀚，全籍监门官检察”，以防侵盗之弊。这些官员之下还设有吏员若干名，有文字、孔目、手分、贴司、书表、都吏、专库、专秤、客司、前行、后行等，岗位设置更加专业，职责内容也十分广泛和具体，如孔目负责审核、验实海外客商的申请，发放公凭；分手负责钱物收支；都吏负责巡视、检查及安全方面的工作；客司负责接待各国贡使及商人。当海外商船进入中国海域后，市舶司要派员“阅实其货”，这项工作非常重要，有时市舶使也会亲自参加。经过查验后就算入关了，征收关税必不可少，当时称为“抽解”，最早没有这项规定，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开始施行，税率为“二分”，即20%，采取实物收税的办法。当时海上运输困难重重，风险很大，宋太宗后期抽解二分的制度作了调整，改为“十先征其一”，宋神宗时一度改为“十五取一”，在北宋一朝，抽解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不过，有些特殊货物抽取比率会更高些，《宋会要辑稿》中有“则其良者，谓如犀象，十分抽二分”的记载，还记载：“以十分为率，珍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除按比率抽解外，市舶司还对有些货物进行采购，称“博买”。这类货物通常是皇家御用之物或京中贵族们消费较多的物资，《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7月朝廷向广南东路提举市舶官下诏：“今后遵守祖宗旧制，将中国有用之物如乳香、药物及民间常使香货并多数博买，内乳香一色，客算尤广。”这里提到的乳香，主产于北非和阿拉伯半岛，是有药用价值的香料，由于用量较大，靠抽解办法无法满足需求，所以由市舶司直接采购，类似的物品还有犀角、象牙等，它们都是皇室贵族喜欢的奢侈品，牛皮、筋角等也常出现在博买清单中，因为它们是“堪造军器之物”。通过抽解和博买，朝廷获取了大量产自海外的物资，一部分运往京城，由内府统一管理，主要供皇室消费和作赏赐用，其余物资则出售变现，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宋仁宗时，每年市舶收入约50万贯左右，之后不断增长，据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的统计，仅广州市舶司变现的关税每年就高达110万贯，各市舶司收入总和约占当时朝廷财政收入的4%至5%，所以《宋史》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对于南渡后的宋王朝来说，这项收入显得尤为重要。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发展观察》专栏作家、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9年第13期图片取自网络=====中国智库 China Think Tank=====感谢关注和传播“中国智库”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努力提供有价值的回报。“中国智库”是中国发展出版社开设的新媒体账号，旨在搭建联系政府与理论界和民众的桥梁，让决策内容和过程更多地为民众理解和认可，让决策者更多地了解民间声音。中国发展出版社是国家高端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单位，除图书出版业务外，旗下还有《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经济要参》杂志社、《中国经济年鉴》社、《新经济导刊》杂志社、《中国经济报告》编辑部、国研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国研智库创新科学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研智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斯科特广告公司、山东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原标题：《说古｜宋朝的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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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是怎样的机构_市舶司什么时候设立_市舶司历史评价_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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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司

　　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明清两朝反复“海禁”。明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销全部市舶司，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下旨除粤海关外，撤销所有其他海关。是为“一口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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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

市舶司最早是什么时候设立的？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官署名，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末逐渐萎缩。　　市舶司是中国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於现在的海关。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明清两朝反复“海禁”。明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销全部市舶司，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下旨除粤海关外，撤销所有其他海关。是为“一口通商”

。　　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唐时对外开放，外商来货贸易，广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国家在此设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节度使兼任。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末逐渐萎缩。清时设海关而废市舶司。其职掌检查进出船舶蕃货、征榷、抽解、贸易诸事。　　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如今，昔日的古港雄风已经不在，虽已成为过去，但是在现存的市舶司遗址上，我们还是窥见了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外贸史，仍可以看到过去的辉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宋元时期的市舶司制度和唐朝的有什么区别？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国家重视对外贸易，助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突出体现在市舶司体制的完备和官本船贸易体制的确立。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初市舶制度已由唐代中央临时派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使发展为市舶司常设机构。唐代仅在广州一处设立市舶使之职位，通常由宦官充任，而宋代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机构的，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秀州(今松江)、江阴、密州(今山东胶县)8处，若包括设置市舶场的澉浦(今浙江海盐)在内，实际上共有9处之多。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职能是征收税款，处置舶货，办理船舶出港和回港手续以及招徕和保护外商等。当时市舶司的相关规定和举措都有力地保护了外商切身利益，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政治及司法保障，极大地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元代关于市舶的制度，“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原南宋市舶官员参与下，正式制订了市舶法则二十二条，延元年(1314年)又重新颁行。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包括市舶抽分抽税办法、船舶出海手续、禁运物资种类、市舶司职责范围以及外国商船的管理办法等。这些规定主要适用于自行造船出海贸易的商人和“番船”，旨在使海外贸易处于元朝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此外，元朝政府还实行过“官本船”的办法，即由政府资助船只货物，选民间商人出海贸易，所得利润由官府和商人按比例分成，一般由官府获其大部分利润

。最初实行这个办法是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政府想用这种办法杜绝民户下海从而垄断海外贸易的利益，但禁止私商下海之法没有行通，而“官本船”则一直存在。元代后期，市舶司在一度取消后重新恢复时，泉州曾“买旧有之船，以付舶商”，这些船当然也成了“官本船”。拿国家本钱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叫做“斡脱”。元朝政府设置的发放高利贷机构斡脱总管府发放给“海蕃市诸蕃者”贷款的利息为八厘，比一般贷款利息要轻四分之三。由此可见，政府对于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的推动政策。但也有学者认为，元代以斡脱为代表的特权官商对海商的压迫和侵夺，严重地挫伤了海商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江阴市舶司，在哪里？古代的海关什么样

　　对于市舶司这个名词，相信大多数江阴人已经感到陌生了，虽然可以简单地将其比作现在的海关，但仍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很早就开始设关征税，周王朝时期就有“关和关市之征”的记载。　　唐王朝时期，开放的对外政策极大地发展了海外贸易。面对越来越多的海外商人，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被提上日程。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创设市舶使于广州，负责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　　这便是市舶司的前身。　　到了宋代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　　早在战国时期的楚考烈王十六年(前247年)，楚国春申君黄歇改封于吴地，江阴属其封域。春申君在这里治理了25年，开挖黄田港，成为长江下游早期的贸易要津，南通苏浙、北达淮扬。　　隋唐时期，黄田港成为长江下游南北漕运和货运的的中心之一。江南富庶地区的粮食及其他货物从这里过江北运，北方的土特产也经这里输送到江浙各地，日本、高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商船时常在此停泊。　　北宋时期，在崔立、范宗古、于溥等官员主导下，江阴地区疏浚河流、兴修水利，建设蔡泾闸、黄天闸等航运设施，极大地提高了江阴地区的港口集散能力，江阴一跃成为地区商业中心，时称“江下市”。　　北宋王安石诗：“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真实反映了当时江阴港口繁华热闹的场景。　　南宋政府迁都临安后，贸易关税成为重要财政来源，为了加强对江阴海外贸易的管理，于绍兴十六年(1146)由两浙路市舶司在江阴黄田港东侧光孝寺内设立市舶司，《宋会要》记载：“诏江阴军依温州例置市舶务,以见任官一员兼管,从本路提举市舶司请也。

”　　江阴自此成为南宋11处市舶司之一，同时也是朝廷财赋重地，凡商船出海，须向市舶司提出申请、具保，然后发给“公凭”。外国商船抵港后，专任监官上船检查，按货物种类级别分别征收入口税，名曰“抽解”。凡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由该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市舶司将部分宝货送交朝廷，其余的舶来品由当地官府经营，从中获利。　　宋代海船模型　　但出于各种原因，两浙地区各处市舶司除明州(今宁波)市舶务外，大多存在时间不是很长，江阴军市舶务也在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停废，仅存在50年。　　之后朝代更迭，岁月流逝，11处市舶司仅剩泉州的还存有遗址，江阴光孝寺以及市舶司都已消失不见，让人惋惜不已。如今，江阴已建成全球化现代港口，外滩公园建设中，是否能重现江阴古代市舶文化，还值得我们期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结语

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如今，昔日的古港雄风已经不在，虽已成为过去，但是在现存的市舶司遗址上，我们还是窥见了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外贸史，仍可以看到过去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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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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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司是中國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設立的管理海上對外貿易的官府，相當於海關。是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在宋代出現，以及在明代早期達到巔峯時期。

[5]

唐玄宗開元間（713年—741年），廣州即設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宋元海上貿易發達。明清兩朝反覆“海禁”。明洪武三年（1370年）“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銷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銷全部市舶司，設立江、浙、閩、粵四處海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蘇州親眼目睹洋商船隻絡繹不絕，引起警覺，下旨除粵海關外，撤銷所有其他海關，是為“一口通商”

[1]

。市舶司作為中國古代的外貿機關，見證了中國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貿易之繁榮。昔日的古港雄風已經不在，現存的市舶司遺址上還是可以窺見中國曆經千餘年的外貿史。

中文名

市舶司

存在時間

唐、宋、元、明初

功能

管理海上貿易、抽分

所屬國家

中國

機構簡介

機構職責

歷史沿革

▪

唐朝

▪

宋代

▪

元代

▪

明代

四夷朝貢

市舶司機構簡介

西漢時期，漢武帝郡縣四至，七次巡海，憑藉海路拓寬海貿規模，“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這是可見的有關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文字記載。漢朝發達的海上貿易更是催生了臨淮海賊的出現。內地沿海地區經歷孫吳朱應、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至唐朝杜環、楊良瑤、達奚弘通往返西洋，沿海地區逐漸形成重海貿、流行學習諸蕃外語和追逐海外時尚的風俗傳統，所謂“巷南巷北痴兒女，把臂牽衣學蕃語。”即此種海貿風俗的體現。據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土塔》記載，當時南印度有一座中國人建的土磚塔，“高數丈”。塔上還有漢字“鹹淳三年八月畢工”。鹹淳三年是公元1267年，已經到了南宋末期。這説明，一直到南宋晚期，中國到印度去的商人仍然不少。“有港曰新嘉坡，華人自唐以來已僑寓其地。（顏斯綜南洋蠡測雲星忌利坡按即新加坡對言）。有唐（人按此唐人系中國人，非指唐朝人也）墳墓碑記梁朝年號及宋代鹹淳，乃其證也。”中原王朝面對越來越興盛的海外貿易，開始着手海外貿易的規範化，促使市舶司的出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載：“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貨航舶而至者……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賓同朧、沙裏亭、丹流眉，並通貨易。”

[3]

市舶司機構職責

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始於唐，盛於宋，至明末逐漸萎縮。清時設海關而廢市舶司。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徵榷、抽解、貿易諸事。

市舶司歷史沿革

市舶司唐朝

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創設市舶使於廣州，總管海路邦交外貿，派專官充任。市舶使的職責主要是：向前來貿易的船舶徵收關税，代表宮廷採購一定數量的舶來品，管理商人向皇帝進貢的物品，對市舶貿易進行監督和管理、抽分，是市舶司的前身。

市舶司宋代

北宋開寶四年（971）設市舶司於廣州，以後隨着海外貿易的發展，陸續於杭州、明州（今屬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屬青島膠州）

[2]

設立市舶司。除廣州市舶司外，其餘幾處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廢。三年，宋朝廷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區）設市舶務。北宋中期以前，各處市舶機構皆稱為市舶司。北宋末大觀元年（1107）始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南宋前期，兩浙、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通稱“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罷兩浙路市舶司後，原屬兩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機構只稱“場”或“務”。福建、廣南東路市舶司設在泉州﹑廣州，下設場、務。南宋建炎二年（1128）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從此，又恢復了兩浙、福建、廣南東路三處市舶司並存的局面。幹道二年（1166），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宋代市舶官制變化十分頻繁。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長官和負責地方財政的轉運使共同領導，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體事務。元豐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長官的市舶兼職，而由轉運使直接負責市舶司事務。後又專設提舉官。南宋時，各處市舶司曾一度並歸轉運司，或由提點刑獄司、提舉茶事司兼管，但為時不長。兩浙路各處市舶務的“抽解職事”由地方官負責。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仍設“提舉市舶”一職。

市舶司

宋代沒有關於市舶制度的統一、完整的規定，市舶司的職責主要包括：根據商人所申報的貨物﹑船上人員及要去的地點，發給公憑（公據﹑公驗），即出海許可證；派人上船“點檢”，防止夾帶兵器﹑銅錢﹑女口﹑逃亡軍人等；“閲實”回港船舶；對進出口的貨物實行抽分制度，即將貨物分成粗細兩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貨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規定價格收買船舶運來的某些貨物（博買），經過抽分、抽解、博買後所剩的貨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標準，發給公憑，才許運銷他處；主持祈風祭海。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達四十二萬緡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統治危機深重，市舶收入在財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歲入一千萬緡，市舶收入達一百五十萬緡。宋政府還通過出賣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興國二年（977）初置香藥榷易署，當年獲利三十萬緡。宋代的造船業比較發達，所造海舶載重量可達五千石（三百噸）。北宋後期，指南針已廣泛應用於航海，還出現了記載海路的專書──《針經》。與宋王朝有海上貿易的達五十個國以上，進出口貨物在四百種以上。進口貨物主要為香料、寶物、藥材及紡織品等，出口貨物主要是紡織品、農產品、陶瓷﹑金屬製品等。宋朝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南宋時期更是如此。對市舶司中能招徠商舶的有功人員，往往給予獎勵，對營私舞弊的行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市舶司元代

市舶司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廷在攻取浙、閩等地後，立即在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上海、澉浦（今屬浙江海鹽）四處港口設立市舶司。後來又陸續添設廣州、温州、杭州三處。經過裁併，到13世紀末，只在慶元、泉州、廣州三處港口設置。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轄。每司設提舉二人，從五品。元朝政府曾在中央設立泉府司（院），管理替國家經營買賣的商人，同時也經管市舶事務，但為時不長。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根據舶商的申請﹐發給出海貿易的證明（公驗﹑公憑）﹔對準許出海的船舶進行檢查，察看有無挾帶金﹑銀﹑銅錢﹑軍器﹑馬匹﹑人口等違禁之物﹔船舶回港途中，派人前去封堵（封存貨物），押送回港﹔抵岸後，差官將全部貨物監搬入庫，並對全體船員進行搜檢，以防私自夾帶舶貨；將舶貨抽分，細色（珍貴品）十取一，粗色（一般商品）十五取一。後改為細貨十取二，粗貨十五取二。另徵收舶税，三十取一。之後，發還舶商自行出售。對於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市舶司也採取類似的管理辦法。市舶司的收入甚多﹐僅至元二十六年﹐就向元政府上交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當時人説市舶收入是“軍國之所資”，可見它在元政府財政開支中佔有重要地位。市舶司初建時，一般均沿用南宋制度，日久弊生，嚴重影響市舶收入。至元三十年﹐元政府制訂了“整治市舶司勾當”的法則二十二條。延佑元年（1314），又修訂頒佈了新的市舶法則二十二條。這兩個法則，對市舶司的職責範圍作了明確的規定，其目的是為了加強政府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增加更多收入。元代的市舶法則比宋代更為嚴密，説明封建國家在管理海外貿易方面已經具有更為豐富的經驗。但是貴族官僚常常帶頭破壞規定，使它流於空文。元代見於記載的與中國建立海道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在一百個以上，東起日本﹑高麗（今朝鮮），西至東北非和西南亞。進口的舶貨，種類繁多。據慶元市舶司的資料，細色一百三十餘種，粗色約九十種，共兩百二十餘種，主要是香料﹑藥材﹑布匹﹑寶物等。經市舶司允許出口的貨物有紡織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海外貿易的開展，有助於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市舶司的設立，使海外貿易趨於制度化，初期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市舶司是封建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存在官僚機構的種種弊端，往往阻礙了海外貿易的開展，元代中期以後特別明顯。

市舶司明代

市舶司

明代沿襲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諸國朝貢和貿易事務，置提舉一人，從五品，副提舉二人，從六品，屬下吏目一人，從九品。提舉或特派，或由按察使和鹽課提舉司提舉兼任。市舶司隸屬於布政司。因此税收大權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長官手中。直至明末，採取了定額的包税制，才改由提舉負責徵收。吳元年（元至正十二年，1367）設市舶提舉司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今江蘇太倉附近），並建立抽分所。洪武三年（1370）以太倉逼近京城改設在廣東廣州﹑福建泉州（後移至福州）﹑浙江寧波各一司。在廣東的是專為占城（越南）﹑暹羅（泰國）﹑滿剌加（馬來西亞）﹑真臘（柬埔寨）諸國朝貢而設，在浙江的是專為日本朝貢而設，在福建的是專為琉球朝貢而設。七年上述三司曾經一度廢止。永樂元年（1403）又在廣州設懷遠驛，在泉州設來遠驛，在寧波設安遠驛，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國貢使及其隨員。廣東懷遠驛規模龐大，有室二十間。廣東市舶司命內臣提督。六年，為了接待西南諸國貢使，又在交趾雲屯（今越南廣寧省錦普港）設市舶提舉司。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廣東市舶司遷至高州電白縣（即今電白電城鎮），隨着市舶司的遷移，對外貿易港口也發生了變化。從正德至嘉靖幾十年間，電白港的“市舶貿易”很為繁盛。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罷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廣東一司，不久亦被廢止。直到三十九年，經淮揚巡撫唐順之的請求，三司才得到恢復。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撫劉畿的請求，又罷。福建一司開而復廢，至萬曆中始恢復。自此以後，終明之世，市舶司無大變動。

市舶司四夷朝貢

得到明室發出勘合的藩屬國，經泉州和寧波等三個通商口岸通商，嚮明朝市場輸入了舶來商品，如蘆薈。根據學者估計，鄭和下西洋所帶來的貿易利益，最少為黃金二十萬兩，白銀上千萬兩，是宋元兩代市舶司收入的十幾倍。

[4]

參考資料

梁啓超《中國文化史》

宋代密州市舶司設置略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青島海關[引用日期2018-02-03]

《宋會要輯稿》

鄭鶴聲等編《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558頁，基

中印海上互動:宋至明初中國海上力量在印度洋沿岸的崛起

．知網[引用日期2021-05-08]

圖集

市舶司的概述圖（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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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市舶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 知乎

宋代市舶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 知乎首发于西楼听历史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宋代市舶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金陵第一钗市舶司是中国自宋代开始，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其地位类似于现在的中国海关，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主要机关，市舶司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增加财政收入。宋朝先后对市舶司的官制进行了三次大的变革。南宋学者章如愚曾作如下概括：“旧制虽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领；元丰中始令转运司兼提举，而州郡不预矣……后专置提举，而转运司不复预矣；后尽罢提举官，至大观元年复置。”宋朝主要实行“州郡兼领”的管制制度。宋初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的矛盾占据着主要地位，中央从各方面采取措施，竭力削弱地方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方面则主要推行“利归公上而外权削” 的方针，把地方州郡的财权集中到中央，以制藩镇。市舶司的经济职能：抽解、禁榷、博买抽解，即市舶司对进口货物征收的一种实物税，它按贩到船货的一定比例抽收，故又称“抽买”。禁榷之制，即禁止舶货的私人买卖，而由官方垄断经营。博买，属官市的另一种，是强制性的收购，即对禁榷物之外的“放通行药物”规定一定的比例由官方收购。宋代市舶司较唐代对外贸易机制更加完善。由于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每年需要输出大量的岁币和朝贡，财政常常拮据。其收入主要来自东南地区，然“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于“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所以宋代统治者专门设立了市舶司来掌管海外诸国前来贸易的商船，“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所以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特殊的国情使市舶司经济地位尤其突出。可以说宋代市舶司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增加收入，辅助国用这一中心展开的。但另一方面，为了让市舶司的抽解、博买发挥最大功效，政府还赋予市舶司以独占权。同时又在法律上规定：远洋商船只能在设置市舶司的少数几个港口出入，意图将市舶司确立为一个垄断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虽然在这种体制下，官府获取了巨额市舶收入以辅国用，为宋王朝统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但随着宋政府对外贸蛮横控制的日益加强，这种阻碍外贸经济规律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亦越来越强，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发布于 2020-07-28 10:21宋朝历史市舶司对外贸易赞同 3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西楼听历史说历史故事，评朝代

宋元时期的市舶司：成就了中国泉州的世界第一港口地位｜钩沉_腾讯新闻

宋元时期的市舶司：成就了中国泉州的世界第一港口地位｜钩沉

位于闽南沿海地区的泉州，古称“刺桐”，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设置

中国的海外贸易由来已久，在汉代时期便出现了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为了获取海外珍宝，汉武帝派出一支船队出海开辟航线寻求宝藏。

据史书记载，早在南朝时期，泉州就已有同外国的交往活动。

唐青釉四足砚

唐朝时，政府设立“市舶使”来管理国际贸易。当时，泉州已成为继广州、交州之后，中国对外交通的第三个贸易港口，但唐朝政府未将“市舶使”设在泉州。

北宋建立后，五代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结束，商品经济发展更加繁荣，造船和航海技术相比前代也更加先进。

宋太祖开宝四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宋太宗瑞拱二年、宋真宗咸平二年又分别设市舶司于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

泉州作为良港，在设立市舶司前已是海外贸易商人货物交换的聚集地，因此有了泉州设立市舶司的提议。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宋史》中记载元祐三年（1087）范锷言：“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可见，泉州市舶司始置于元祐二年（1086）。

之后，泉州港由此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迅速发展起来，并超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口。

管理

据《泉州府志》载，“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鹊鸟桥水关北沿水道六十米有水仙宫”。如今，“泉州市舶司遗址”的石碑就立在现泉州市中山南路水仙宫的墙边。

市舶司的长官称“提举市舶”，相当于朝廷的“派出机构”。市舶收入绝大部分直接归于朝廷，故宋元时期朝廷对市舶贸易非常重视。

市舶司的管理职能很多，其一是船舶管理。

宋代规定，凡经营海内外贸易的国内商船，必须在指定的港口领取“公凭”或“公据”，才可发舶，如违法，船货就直接没收入官库。

二是货物监管。船舶出港前，市舶司官员应会同转运司官员上船检查，按“公凭”所开列的货物品种、数量进行核对，验明没有夹带违禁品，方准启航。

宋时禁止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铜钱、兵器和可制造兵器的物资以及一部分书籍。另一方面，监管进出口货物，当时进口商品以香料、药物为主。

三是舶货征榷。征榷是宋元时期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征榷的内容包括抽解、博买、禁榷。

抽解即征收关税；博买则是在抽解之外的部分，由政府指定市舶司按一定比例以官价（一般低于实际市场价）强制性予以收购；禁榷货物，即由官方机构专营的货物。

四是查缉走私。偷漏，在宋元时期多作“透漏”“漏舶”“渗泄”“走泄”，指海外贸易经营者逃避或试图减少应纳舶税的行为。

除了船货管理、征税缉私，泉州市舶司还兼具另外一项重要职能——招徕迎送。所谓“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诸藩国贡使抵达港口时，市舶司必派官员迎接，用轿子或马匹迎送。而对于来泉州的外商，市舶司则有管理监督之责。

繁荣

北宋泉州惠安县人谢履有诗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人口众多，耕地贫瘠而稀少，“靠海吃海”，因其地理优势和发达的手工业、造船业，泉州人走上海贸之路。

元祐二年，北宋朝廷设福建市舶司于泉州；绍兴八年（1138），南宋朝都城迂回南迁至杭州，形成朱熹所感叹的“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的形势。

加上本身具有优良的海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泉州，强大的海外贸易潜力得以充分展示。

“泉州出门七州洋，飞樯舞帆朔风吼”，泉州商船远渡重洋，到达阇婆、真腊、彭亨、巴尚答洽、占城等国。当时大批外国人在泉州定居，“涨海声中万国商”，泉州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海国蛮珍聚”“蛮舶珍奇纵山积”等诗句说明，泉州已是联接东南各国的口岸，专事奢侈品海运业的门户，贵重珍奇货物之贸易地。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统帅伯颜招降了南宋泉州市舶提举司蒲寿庚；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于泉州首设市舶司。

不久，还特地作出规定，使泉州港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泉州也在此时取得“东方第一大港”的美誉。

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冬，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儿汗国，途经泉州时在其《行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这里）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

1341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泉，他在游记中写道：“余见（泉州）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其时，泉州不仅是昌盛的通商巨埠，而且是一座繁华的国际都市，居住泉州城的居民，除中国人外，来自外国的商人、传教士、僧侣、游历家、王子、贵族和使节等达数万人。

撤销

明王朝建立后，战乱和倭寇、海盗的侵扰严重影响了泉州港的贸易交流，泉州港逐渐走向没落。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一改太祖时期对外保守的策略，派出郑和六下西洋出使国外，招徕海外各国入贡贸易，并重新恢复了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

明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从而结束了泉州市舶司的历史。泉州市舶司的历史前后达386年之久，历经泉州港海外贸易的繁荣、极盛和衰微。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人类古典航海文明中的“东方明珠”，再一次绽放出跨越时空的华彩。

岁月流转，万象更新，拥有悠久历史的泉州，世遗之城——泉州，实至名归！在新的时代，再次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陈乌桥、黄忠族《探寻泉州市舶司》

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

萧宝汉《泉州市舶司史话》

陈忠海《宋朝的市舶司》

杨文新《宋代市舶司研究》

刘成峰《宋室南迁与泉州港地位的提升》

吴晶晶《元代市舶制度研究》

弭云琪《宋代市舶司机构的变迁》

- END -

来源：博物馆丨看展览

责编丨秦言

复审丨楚文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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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司(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_搜狗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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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新知，搜一下！市舶司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市舶司是中国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在宋代出现，以及在明代早期达到巅峰时期。[1]看机构简介2分钟历史一分半：《梦华录》里的市舶司，是个什么司？视频解读14.23万观看唐玄宗开元间（713年～741年），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明清两朝反复“海禁”。明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销全部市舶司，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下旨除粤海关外，撤销所有其他海关，是为“一口通商” 。看历史沿革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昔日的古港雄风已经不在，现存的市舶司遗址上还是可以窥见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外贸史。反馈有用基本信息中文名市舶司

功能管理海上对外贸易

性质官府

存在时间唐、宋、元、明初

所属国家中国轻松涨知识机构简介机构职责历史沿革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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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广东市舶司的建置与沿革

2018-07-06

来源：本网原创稿

周海霞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其产生、发展、繁盛直至消失的过程与我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市舶司制度在古代经历了宋、元、明、清初等多个时期。然而，关于市舶司，一些具有历史常识性的工具书在解释时往往只注重其在宋、元、明代的辉煌历程，而对其在清初的存在只字不提；有的甚至直接认为清朝不存在“市舶司”这个机构，如《辞海》《中华文化辞典》“市舶司”条解释均为“官署名……清代不设”。但从极少量的清文献记载来看，清廷初期曾按照明朝旧例在广东设立过市舶司。　　关于清初的广东市舶司，已经有部分论著提及，如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1683—1842)》、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等，但都只是一笔带过，甚至存在与现存文献记载相左之处。笔者特撰此文，希望通过对清初广东市舶司建置沿革的梳理，能更清晰全面地认识清初的海外贸易政策。　　一、清初广东市舶司的建置　　关于清初广东市舶司的建置，清文献中鲜有提及。究其原因，则要归于清初的“海禁”“迁海”政策，如梁廷枏在《粤海关志》卷一《皇朝训典》中即以“海禁”一词简略概括清初粤海关成立前的海外贸易政策；（再如《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所收录文章《澳门图说》认为，“国初以海氛迁界，凡沿海地，皆弃弗收税”。查阅清代文献，存在着很多这样的言论。这种概述无疑影响到了现代学者，如有学者认为，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废弃唐宋以来的市舶建置，关闭对外口岸。这种推论同时导致上述现代工具书对清初广东市舶司的建置持有忽视甚至否定的态度。其实，清朝入关推翻明朝政权之初，并未实行海禁政策。而且在海禁政策实施之前，清廷就已按照明朝惯例在广东设有市舶司并对广东沿海贸易船只丈抽收税。据《清文献通考·征榷一·关市》与《粤海关志·贡舶二》互见记载，“康熙二十四年，监督伊尔格图奏言，‘粤东向有东、西二洋诸国来往交易,系市舶提举司征收货税……我朝未禁海以前，洋船诣粤，照例丈抽’”。　　清初广东市舶司建置后，其职官设置起初亦沿袭明末惯例。据顺治四年五月初三日两广总督佟养甲题《准许濠镜澳人通商贸易以阜财用本》载，明末广东市舶事务“往例设海道兼督市舶提举专理”，并请“仍复古例”设置此职，以“裕广省之饷，益中国之赋”。查“海道”在明代全称为“提刑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或称“巡察海道副使”“巡视海道”“巡视副使”等，“从开始设置，海道副使就以朝廷监察系统‘外台’命官身份，处理沿海地方海防等事务，在广东、福建等省份还兼管贸易、外交，取代原有相关专职机构的职能，变成拥有多种职权的省级海防长官”。据《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报澳门夷目呈文投诚祈请同仁一视等情本》载，顺治八年正月时清廷已出现“整饬兵备广东巡视海道兼市舶事”一职，兼有市舶、海防之功能。这表明，清初广东市舶司职官设置仍沿用明朝官制，由巡视海道兼管。清初广东市舶司是否曾有市舶提举专官的存在？现代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入清以后，广东对外通商并未按历代旧例设立市舶提举专官，而是由盐课提举司专管”。但据清金光祖《广东通志·职官上》载，在顺治十七年已有正式的广东市舶提举，由同安人卜兆麟出任。可见清廷后来停止了巡视海道对市舶司事务的兼管，而是设立市舶提举专管市舶事务。市舶提举专官的设立无疑表明了清廷对广东海外贸易的重视。　　清初广东市舶司所管理的海外贸易为何形式？众知明代海外贸易实施的是以“朝贡贸易”为主的海外贸易制度，即寄市舶于贡舶，明王圻在《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中将之描述为“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船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从现有文献来看，清初所设立的广东市舶司承袭明制管理朝贡贸易，对各国朝贡贸易的贡期、贡道都有严格规定。如《粤海关志·贡舶》载，暹罗贡期为三年一贡，荷兰贡期为八年一贡，贡道俱由广东入，“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另外，广东市舶司还承袭明朝的惯例，负责澳门港口的自由贸易管理并征收高额舶饷。关于澳门舶饷的征收，据清顺治九年刊《广东赋役全书》之《广东市舶提举司·夷舶饷》条载：“夷舶饷原额银二万六千两，续因缺额太多，万历三十四年该司道详议两院会题，准允减四千两，尚实额二万二千两。”《全书》附注并载，“市舶司夷舶饷原额乃万历间原额”。　　综上所述，清初广东市舶司建置后，其职官设置、海外贸易管理形式基本都承袭于明末。　　二、清初海禁政策与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的归并、废除与恢复　　顺治十二年，为了封锁盘踞于东南沿海诸岛屿的郑氏势力，切断郑氏在大陆的供给来源，清廷开始下达“禁海令”：“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至单桅小船，准民人领给执照，于沿海附近处捕鱼取薪，营汛官兵不许扰累。”顺治十三年谕：“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江，一贼登岸。”但令清廷失望的是，这些禁令收效并不大。顺治十八年，为了对付郑氏势力，清廷又下达迁界令：“闽海以成功故，历年用兵，捐师糜饷。苏纳海议曰：‘蕞尔两岛，得遂猖狂者，实恃沿海居民交通接济，今将山东、浙江、闽广海滨居民，尽迁于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则海上食尽，鸟兽散矣。’从之。于是分遣满员督迁各省。”　　清初严格的海禁政策，对广东市舶司的沿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初，议定外国非贡期不得贸易。” 除此之外，澳门舶饷也被迫停征，“自康熙元年禁海，粤门迁置界外，船饷停征”。澳门商舶贸易的停止与贡舶贸易的稀少导致广东市舶提举司的提举专官、吏目、门皂各役等成为闲置人员，广东市舶司因此于康熙五年被归并。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五年七月辛卯，“裁广东韶州高州二府同知、市舶提举司”。清金光祖《广东通志·职官上》载，“市舶提举，康熙五年裁革……市舶吏目，康熙五年裁革”。《清文献通考·职官考九·直省官员》载，“初设广东市舶提举，于康熙五年裁，并盐课提举司”。整合上述史料可知：康熙五年，广东市舶提举司这一机构被裁撤，与此同时，市舶提举、市舶吏目职位也被裁撤；广东市舶提举司归并于广东盐课提举司。据金光祖《广东通志》中《公署》与《职官上》载，合并后的机构名为“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由广东盐课提举统一管理。　　不仅如此，清初的海禁还曾一度导致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被废除。据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载，“国朝不设市舶提举，兼领于盐课提举司，禁海并罢。复通后，令番舶驻前山寨，陆运货物至香山，令番幕一员监，今遣部属董其事”。清初的禁海不仅对广东的对外贸易产生重大影响，亦严重破坏广东盐业。海禁后，广东所有沿海盐场基本上全部停止生产。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的废除也属于情理之中，《粤闽巡视纪略》的记载应比较可信。　　康熙十八年，澳门界口陆路贸易开通，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复置。据李士桢《请除市舶岙门旱路税银疏》载，康熙十八年，应葡萄牙贡使本多·白勒拉的请求，清廷同意在海禁解除之前开通澳门界口陆路贸易，由市舶司征收货税。“其时海禁未开，粤门仍属界外，内地商民禁止不许至粤，其外来船只到粤洋货，乃商民货船到香山县，俱由旱路运至界口贸易，不许海路行走，令市舶司征收，即旱税也。”澳门界口陆路贸易的开通，说明了清廷对全面海禁政策的动摇，但对于海路贸易的开通，据该疏记载，清廷还是抱着“俟灭海贼之日”的态度。　　澳门界口陆路贸易开通后，学术界存在着广东市舶提举司独立 “恢复”一说。如台湾学者陈国栋在其1980年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认为，“广州在海禁之前原设有市舶提举司，禁海之后由藩王负责贡舶贸易，归广东盐课提举司兼管。康熙十九年尚之信的势力被铲除，清廷撤平南王藩，恢复市舶提举司。自此至粤海关设立时为止，由宜尔格图担任市舶使，他后来即为第一任粤海关监督”。此后，陈国栋在其2006年出版的《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一书中陈述了相同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在陈国栋所著的这两本论著中，关于广东市舶提举司独立的恢复都没有提供文献来源。大陆学者黄国盛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康熙十九年，广东尚之信的势力被铲除，清廷撤平南王藩，恢复市舶提举司，由宜尔格图任市舶使；清政府暂许与外国在澳门进行陆路贸易。此时三藩之乱已平定，明郑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与陈文一样，黄文也没有注明文献来源。　　笔者查阅《清文献通考·职官考》、清金光祖《广东通志》的“职官篇”与“公署篇”、清阮元《广东通志》的《职官表》与《古迹略》中，均未发现关于康熙十八年后“广东市舶提举司”恢复以及“市舶提举”专官设置的记载。与此对立的是，在李士桢（康熙二十一年夏至二十六年冬任广东巡抚）所撰《抚粤政略》中提到一个机构，即“盐市提举司”，能对“广东市舶提举司”独立恢复一说提供相反证据。“盐市提举司”是什么机构？它的管辖范围是什么？《抚粤政略》中的两条奏疏有较为明显的答案。据《抚粤政略》卷七《奏疏·议覆粤东增豁税饷疏》（写于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记载，“臣查市舶一款……自二十年正月起至年终止，据报共收银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余两，臣又查出该司提举官张溱并各蠹役私抽侵欺银七千九百八十余两；又二十一年正月起至六月终止，查出税银七千九百余两，官蠹私抽侵欺银五千余两，已另疏题参，既出之于商力，应归之于公家，嗣后自应归入正饷，是年可得税银二万二百余两矣”。这篇奏疏提及康熙二十年、二十一年掌管市舶事务的提举官名为张溱，并提及张溱并各蠹役私抽税银一事，已“另疏题参”。经过笔者查询，“另疏题参”之“疏”为《抚粤政略》卷七《奏疏·特参提举司官克扣税饷疏》，写于康熙二十一年七月，该疏明确记载，张溱的职务为“盐市提举司提举”。整合以上两条奏疏，可看出张溱作为“盐市提举司提举”管理市舶税务，并能利用职权之便侵吞澳门界口陆路贸易的市舶税银，那么疏中所提“盐市提举司”应该就是“盐课市舶提举司”的简称。关于“盐市”为“盐课市舶”的简称，清金光祖《广东通志·公署》也曾应用，“盐课市舶提举司，旧盐课提举在府学左，市舶提举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国朝盐市归并，迁大新街，今在内城承宣街”。综上所述，在康熙十八年后，广东市舶事务依然在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的管辖范围之内，广东市舶提举司并未“恢复”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李士桢在《抚粤政略》中多次提到“市舶司”这一机构，如仅《请除市舶岙门旱路税银疏》这篇奏疏中就五处提及“市舶司”。这又该作何解释？澳门史研究专家汤开建认为，“清初因明旧制，仍设市舶。但将市舶与盐课合并为一司，管理盐务和贸易。只不过这时的市舶司却是盐课提举辖下的一分支机构。而管理澳门的仍是市舶司。李士桢言：‘商民货船到香山县，具由旱路运至界口贸易，令市舶司征收。’李氏文多次提到市舶司，可证明盐务、市舶合并后，市舶司仍存在，只是不设市舶提举，而由盐课提举总管”。就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笔者比较同意这一观点，即在盐课市舶提举司制度下，广东市舶司只是作为其分支机构存在。　　三、粤海关的成立与广东市舶司的终结　　澳门界口陆路贸易的开通和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的复置，成为清廷全面开放海禁的前奏。康熙二十三年，东南战事平息，清廷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商民出海捕贸，规定“山东、江南、浙江、广东各海口，除夹带违禁货物照例治罪外，商民人等有欲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给发执照。将船身烙号刊名，令守口官弁查验，准其出入贸易”。康熙二十四年，设粤、闽、浙、江四海关，管理沿海对外贸易。　　清廷开放海禁设立粤海关后，贸易形式发生重大转变，除了继续以前的朝贡贸易形式外，同时也进入了正式与海外各国通商贸易的时期。据李士桢《抚粤政略》载，粤海关设立之后，接替了广东市舶司在海禁政策实施前的澳门贸易舶饷征收职能，“今开海之后，现在到粤洋船及内地商民货物，俱由海运直抵岙门，不复仍由旱路贸易”，“一切舶饷税务，奉有钦差吏部郎中臣宜、户部员外郎臣成，临粤监督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粤海关成立后，广东市舶司这一机构并没有被立即裁撤。据李士桢《抚粤政略》卷二《奏疏》载，此后清廷并未放过岙门界口陆路贸易这块税收肥肉，认为“市舶司所征银两系落地旱税”，要求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对澳门旱路界口贸易“仍行照旧征收”。李士桢认为“今日监督征收海上出入洋船之货税，即是市舶司昔日禁海时征收在旱路界口贸易之货税，原是一项，在未开海以前则由陆而不由海，既开海以后，则由海而不由陆，此收则彼停，乃理之必然者也”。为此特具《请除市舶岙门旱路税银疏》（写于康熙二十五年）、《请豁市舶旱路税饷疏》（写于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二疏，要求朝廷废除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的岙门旱路饷额。另据阮元《广东通志》卷一百六十五《经政略八》载，“粤东未设盐院之前，只盐市提举司监之”。查盐院为巡盐察院署，亦称巡盐御史衙门。据《潋水志林》卷十《盐法》、同治《兴国县志》卷十六《盐课》等方志互见记载，康熙三十年，广东才开始设立巡盐御史总管盐务。这表明直到康熙三十年，广东市舶司仍作为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的分属机构存在。　　广东市舶司究竟什么时候被裁？据阮元《广东通志》载，“盐课市舶提举司废署在外城大新街，迁承宣街。谨案：国朝并盐课提举，为一司，故只设一署，今裁”。可见，市舶司是和盐课司一起被裁并的。那么盐课提举司的裁撤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据金光祖《广东通志》卷十三《职官上》“盐课提举司”条记载，盐课提举司所属之员包括盐课提举、盐课吏目、广盈库大使、批验所大使、归德场大使、东莞场大使。但据《清圣祖实录》载, 康熙三十二年，应广东巡盐御史沙拜要求，吏部改设广东盐政人员，盐课提举司所有属员中，盐课提举、盐课吏目被裁，广盈库大使、批验所大使归属于盐运司，各盐场大使亦成为盐运司分司官吏。广东盐课提举司所属成员被清除一空，可见广东盐课提举司在康熙三十二年被彻底裁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市舶司作为盐课提举辖下的一分支机构，应该在康熙三十二年也被裁撤。

　　来源：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省社科联联合征编出版的《岭南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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